《温国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北宋司马光撰。初刻于南宋绍兴初年。常见版本有：《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公文集》、《四库全书》本《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司马温公文集》(十四卷)、《四部备要》本《司马温公文集》(十四卷)等。

　　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实，陝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少聪颖好学，宋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历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等职。宋神宗年间，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认爲「祖宗之法不可变」，爲旧党领袖，遂出知永兴军，转徙知许州，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哲宗立朝，起用爲尚书左僕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尽罢王安石新法。其学渊广，博通百家，但归宗儒门，排斥释、老，提倡儒家的伦理教育，要求将儒家伦理直接渗透进寻常家庭之中，所撰《温公家范》成爲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要文献。朱熹将其列爲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著作除《温国文正公文集》外，还有《资治通鉴》、《温公家范》、《易説》、《大学中庸义》、《注古文孝经》、《易説》、《潜虚》、《稽古录》、《涑水记闻》等。生平史料见《宋史·司马光传》、《宋元学案·涑水学案》等。

　　《温国文正公文集》爲司马光部份著述的汇编，主要类目有诗、赋、表、书、啓、序、记、论、章奏、制诏、议辨、策问、评议、史剡、碑志、祭文等。其中论及教育的篇目有《议学校贡举状》、《论风俗札子》、《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并州学规后序》、《训俭示康》、《才德论》、《不以卑临尊议》、《善恶混辨》、《士则》、《学要》等。

　　司马光在哲学上继承汉代董仲舒的神学天命论，把纲常伦理论证成「天」之所命的古今通义和不变教条，并力图从心性角度探讨后天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説：「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顺且孝者，人得而赏之。违天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士则》)。认爲人的「智愚勇怯，贵贱贫富」都是天生注定，不可逾越等级名分做出不忠不孝之事；否则，必有「天灾」、「人殃」。既反对孟子「性善」説，又不赞成荀子「性恶」説，持「性善恶混」説。他説：「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善至多而恶至少，则爲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爲愚人；善恶相半，则爲中人」(《善恶混辩》)。强调爲学和教育的功用就在于「长善去恶」，指出：「不学则善日消而恶日滋，学焉则恶日消而善日滋」；「善治性者长其善而去其恶，不善治性者反之」(同上)。他还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诠释成「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致知在格物论》)他説：「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之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矣。」(《中和论》)要求学者能扞御外物，由博归约，返本治心。称：「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爲?」(《学要》)

　　如果説「治性」、「治心」的教育功用只是着眼于个人；那麽从社会角度而言，司马光更是把教育视爲一方风俗之根源和一国教化之大本。他説：「臣闻国之致治在于审官，官之得人在于选士，士之向道在于立教，教之归正在于择术，是知选士者，治乱之枢机，风俗之根源也」(《论风俗札子》)。指出择何术以立教、选士直接关係到一方风俗之醇厚与否，提倡以儒家经书人伦劝教后学，强调老庄之学足以「败乱风俗」。他説：「进士将来程试，若有僻经妄説，其言涉老庄者，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庶几不至疑误后学，败乱风俗取进止」(同上)。他认爲，「学爲化原，法爲治本」，二者在治国安邦中具有相得益彰的功用。「天下所以化在于学，百官所以治在于法。然则学爲化原，法爲治本，兹二者又可忽与?」(《并州学规后序》)

　　关于科举和学校改革，司马光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其核心思想是重振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精神。批评当时科举考试存在着严重流弊，「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于诵书，不识义理，至于德行，则不复谁何矣」(《议学校贡举状》)。建议朝廷「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爲清议所贬，见弃于时」(同上)。指出「以德行取士」当从学校教育做起，并认爲教师自身首先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楷模。主张严选教授，「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于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説、爲衆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于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説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同上)要求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行爲举止进行严格管理，教授须每日检查并置簿记录学生的学业情况，并「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牓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同上)他还对当时的科学考试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踈阔者即行黜落」。(同上)这些都是旨在除去当时社会上浮华不实的学风，复兴儒家的伦理教育之实。从终极目标而言，司马光固然期望通过教育造就德才兼备的治国之士，他説：「进取不以才，犹无耒耜而耕也，虽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犹既种而无膏泽也，苗藁无日矣」(《才德论》)。但在德才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表示「宁捨才而取德」(同上)。体现出他对复兴儒家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视。

　　司马光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主张从小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教育的基本训练，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所撰《训俭示康》，即是以「俭」德教诲其子。他説：「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训俭示康》)教育其子保持「古人以俭爲美德」的优良传统，并告诫説：「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同上)。

　　司马光作爲旧党领袖，其教育思想与改革派教育家王安石异趣，但其伦理本位的教育精神受到理学大师朱熹的重视，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