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又名《鲁斋全书》，《许文正公遗书》、《许鲁斋先生集》。十四卷。元许衡撰。通行本有：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刻本、嘉靖四年(一五二五)萧鸣凤刻本、清《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怀庆堂本、《正谊堂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

　　许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字仲平，别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一二四二年从姚枢处得伊洛性理诸书，于是尽弃北方金儒的章句之学，一二五五年任京兆提学，一二六一年任国子祭酒，元初学规多由他制定，一二七一年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学生，以其十二高第爲伴读，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国子学及地方官学及书院的地位，继赵复之后，推动了理学在北方大范围推广，当时与吴澄爲南北学者之宗。卒封魏国公，皇庆三年(一三一四)与宋儒周程张邵司马朱张吕九人从祀夫子庙庭。《元史》卷一五八有传。

　　《鲁斋遗书》收进了许衡的全部著作。卷一、卷二爲语录、卷三是《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小大学或问》、《论明明德》、卷四、卷五爲《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卷六是《读易私言》、《阴阳消长》、《揲蓍説》、卷七爲《时务五事》、卷八爲杂著、卷九爲书状、卷十爲《编年歌括》、《稽古千文》、卷十一爲诗词、卷十二爲谱传、卷十三、十四爲附录。有清张伯行序、陈正朔序。

　　《鲁斋遗书》全面反映了许衡的教育思想，主要内容如下。

　　(一)许衡从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繫的高度论证了教育对人和社会的作用，他説：「生民休戚繫于用人之当否，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自古论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务，用既得其人，则所谓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语录》)，政治清明与否以用人爲前提，人才培养靠学校，由此政治对教育提出了要求。教育作用发挥依赖两个条件，其一是受教育者要先解决生计问题，「爲学者治生最爲先务」，因爲「苟生理不足则于爲学之道有所妨」(《国学事迹》)；其二是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淨化社会风俗方面的作用，广办学校，「自上都中都，下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农桑学校》)，教育对人和对社会的作用是高度统一的。

　　(二)教育目的是培养圣人。人生本然之性爲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有不善，根据禀气清浊的分数多少、受物欲蒙蔽的程度不同划分出极少数恶人和圣人、大多数常人三类，教育实践着眼于大多数人，但以圣人爲最高目标，「其上者可以入圣」(《语录》)。爲培养圣人就要大办学校，但办学目的不是爲了科举，他批评当时学校「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偏摩字样，期于必中」(同上)，用科举考试出来的利欲熏心之徒作官，「欲使生灵蒙福，其可得乎?」(同上)。

　　(三)性命之分是许衡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理气相合而有性，天命之性即五常，直接禀于理，而「贫富贵贱，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是气禀之命」(《语录》)，气禀之命不可改变，有此性就有此命，反之亦然。人们只能安于天所已定之命，而对于受到私欲蒙蔽的天命之性应通过教育使之复明，由此他高度重视学者主敬，「爲学之初，先要持敬」(同上)。「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同上)。主张慎重取友，凡「邪僻卑污与夫奸佞不情相诱爲非者，慎勿近之」(同上)。防止自满，「凡在朋侪中，切戒自满，惟虚故能受，满则无所容」(同上)。又特别要求学者能够践履封建道德，他説：「圣人教人只是两字，从学而时习开始，便只是説知与行两字」(同上)。知是知天理，行是践当然之则，他没有像朱熹那样以知爲行先，极其重视知的作用，而是认爲知与行两者当齐头并进，在教学实践中，把践履好坏作爲评价学生的首要尺度，体现了重行的原则，认爲「凡爲学之道，必须一言一行，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末能，当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便须改之，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同上)，许衡重视践履的原因，一是政治需要，蒙古统治者必须以孔孟之道爲君主修身治国的根本，才能在中原站稳脚根，二是爲了矫正当时恶劣学风，他揭露词章声赋之习爲害甚大，实质在于「文章之爲害，害于道」(同上)，而「二程朱子不説作文，但説明德新民」(同上)。

　　(四)许衡的教学思想主要继承自朱熹。他认爲人的学习过程分小学、大学两阶段，小学尤其重要，「凡人幼小时，不引得正，后便难了」(《卷末前》)。他认爲读书、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是重要的教学原则。他极重视朱熹的经学著作，説「《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他书虽不治，无憾也。」(《与子师可》)又推崇六经，「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爲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爲非」(《语录》)，主张读书与思考相结合，「虽《语》《孟》二书，亦有可疑」(《与耶律惟重》)，读书与践履相结合，「看史书当失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节，善则效之，恶则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诵其书，非所谓当也」(语录)。把背诵作爲读书的主要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他主张针对学生个别情况施教，学生「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同上)，又把学习看作从第一年离经辨志到第九年能知类通达的渐进积累过程。

　　他的教学思想并非恪守朱熹。他主张不偏尊德性道问学两者，「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同上)，因此他重视读书，但不提倡博极群书，越多越好，这是在向心学的方向靠拢。

　　许衡教育思想中「重践履」和「读书不务多」的观点，体现了对理学心学双方调和的趋势，对元中期的吴澄有一定影响。

　　《鲁斋遗书》的整理校勘，主要由明中期的郝亚卿、何塘、应良、萧鸣凤等人所作，有关材料见此书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