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原名《待访录》，至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及郑性、郑大节父子于乾隆年间刊刻此书时，始以现名流传。一卷。清黄宗羲著。始撰于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完成于康熙二年。在「乾隆年间人禁书类」，（梁啓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屡爲私家刊刻，至清末民初广爲流布。现存钞本、刻印本有二十馀种。通行本有：清乾隆年间慈溪郑氏二老阁初刻本、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金山钱氏所刊《指海》本、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丰城余氏所刊《宝墨斋丛书》本、宣统二年（一九一〇）上海时中书局铅印《梨洲遗著彙刊》本、一九二五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一九五五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等。一九八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宗羲全集》也收有此书。

　　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馀姚人。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爲阉党所害。黄宗羲自幼深受东林党人影响。十九岁进京爲父讼冤，当场以长锥刺击仇人阉党许显纯，伸张正义，声震朝野。后遵父遗命从学于刘宗周。明崇祯末，与其他复社名士一起，作《留都防乱揭》，揭露阉党馀孽阮大铖的阴谋。清兵南下，在家乡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被南明鲁王政权任命爲左副都御史等职。前后坚持抗清长达十年之久，历尽艰险，自谓「濒于十死者矣」（《怪説》）。南明灭亡后，屡拒清政府徵召，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恢复绍兴证人书院。翌年，创设并主讲甬上证人书院。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主持海宁讲席等。其中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爲清初浙东培养出了一批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人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代浙东学派。所著《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一生著述宏富，多达百馀种，涉及政治、经学、史学、历学、算学、地理等。现存五十馀种，除上面已述外，尚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説》、《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后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一九一〇年上海时中书局）、《黄梨洲文集》（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黄宗羲全集》（一九八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等。生平事迹见黄宗羲自著《弘光纪年》、《日本乞师记》、清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清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竹桥黄氏宗谱》、谢国桢《黄梨洲学谱》等。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纲领性著作。全书分爲二十一篇，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建都》、《方镇》、《胥吏》诸篇，以及《取士》、《奄宦》各分上下篇，《田制》、《兵制》、《财计》均分一二三篇。据全祖望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这是十分可惜的。书中《学校》、《取士》上下各篇，是黄宗羲论教育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和人才思想。

　　《学校》篇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学校的职能，提出改革学校教育的设想。作者认爲，学校固然要培养人才，但这仅是「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爲养士而设也」。在他看来，学校还必须承担起另外两种重要的职能：一是「公其非是于学校」。即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应该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讨论决定，以改变「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的专制局面。作者的这一见解，既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二是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改进社会风俗。作者明确指出：郡县学应重视收藏书籍，加强对书籍刊刻、发行的管理；学官要负责修缮地方名胜古迹及先贤祠墓，拆毁淫祠；郡县学官和蒙师要负起改革风俗习惯的责任，若「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鉴于对学校职能的上述理解，他主张改革学校教育，主要有：第一，讲学与议政相结合。他提出每月朔日，太学祭酒讲学，不仅宰相、六卿、谏议等朝廷大臣要听讲，而且「天子亦就弟子之列」。若「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每月朔望，郡县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衆」。他还指出，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分别由当世大儒和名儒担任，他们不仅要有真才实学，更爲重要的是必须「无玷清议」。否则，「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师也。”」此外，他还要求郡县学官不应由政府任命，而应该由「郡县公议」産生。第二，普遍设学。作者提出在京师设太学，各府、州、县城设郡县学，城乡广设蒙学，在全国建立三级学校系统，并主张将寺观庵堂改爲书院、小学，以实现「郡邑无无师之士」，「亦无不用之人」的教育理想。这显然已衝破了封建教育思想的藩篱，蕴含着普及教育的思想，对近代康有爲等维新思想家産生了重要影响。

　　《取士》上下篇的主要内容是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作者指出：「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必须改革。爲此，他提出「取士八法」，即八种选拔人才的具体方法。它们是： 一、科举之法，即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不过，黄宗羲认爲，必须改革科举制度。要调整考试内容，更新考试要求，对应试者实行逐场筛选，恢复墨义古法等。二、荐举之法，即由地方推荐和中央考核相结合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三、太学之法，即由太学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四、任子之法，即由学校培养品官子弟成才的方法。五、郡县佐之法，即通过在郡县政府部门任职，接受实际锻炼来选拔人才的方法。六、辟召之法，即由中央政府及地方上的官员，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僚属来选拔人才的方法。七、絶学之法，即选拔精通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方法。八、上书之法，即通过上书来选拔关心国家大事，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政论人才，以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治学人才。「取士八法」反映了黄宗羲宽于取才、严于用人，重视人才的实际才能，以及注意把人才选拔与培养紧密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颇有价值的人才思想成果。

　　《明夷待访录》的出现，是我国思想界一划时代的大事，它比法国啓蒙主义思想家卢棱的代表作《民约论》，以及法国资産阶级的《人权宣言》早一个世纪，在晚清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起了重要啓蒙作用。「梁啓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説，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佈，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啓超《清代学术概论》）

　　研究《明夷待访录》的著作，主要有：《黄宗羲论》（一九八七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季学原和桂兴沅《明夷待访录导读》（一九九二年巴蜀书社）、金林祥《教育家黄宗羲新论》（一九九三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一九九四年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