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詮》，十卷。近人杨树达撰。有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重排本。

　　杨树达（一八八五——一九五六），字遇夫，号积微，湖南省长沙市人。一八九七年考入梁启超等举办的时务学堂，一九〇五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学习“欧洲语言与诸杂学”。辛亥革命以后回湖南，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一九二〇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主任、教授，又任清华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教授。一九三七年返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杨树达初治经学，留学日本时参考日语和英语语法写了《中国语法纲要》，又写了《马氏文通刊误》。回国后，积多年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撰成《高等国文法》一书。其后又因文法自有界域，不能尽畅虚词讨论之意，遂将《高等国文法》中的虚词抽出，写成了专论古汉语虚词的《词詮》一书。除汉语语法外，杨氏对音韵、文字、训詁和修辞学亦深有研究，主要著作有《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廎甲文说》、《卜辞琐记》、《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修辞学》等。又著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积微居读书记》、《盐铁諭校释》等。

　　《词詮》是一部研究古汉语虚词的专著。除一些常用虚词外，还採录了一部分代词、副词等，共收字四百七十二个，以注音字母为序，查检非常方便，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此书的体例是“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词詮》序例），有的还加按语。它集歷史上虚词研究之大成，词性明确，论证严密，举例详尽，对前人的虚词著作，也往往加以引用，以资印证。例如：

　　夫（亡×）

　　一、人称代名词彼也。〇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左传》襄二十六年）按《楚语》作“彼有公族甥舅”……二、指示形容词此也。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三、指示形容词彼也。用在名词之上，故与第一条异。〇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左传》昭八年）……四、指示形容词《孝经疏》引刘瓛曰：夫，犹凡也。〇思夫人自乱於威仪。（《书·顾命》）……五、提起连词

　　《孝经疏》曰：夫，发言之端。〇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六、语中助词无义。〇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周礼·司烜》）按郑司农曰：夫，发声。……七、语末助词表感嘆。按据钱大昕及近人汪荣宝之考证，“夫”古音当如“巴”，即今语之“罢”字。〇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易·繫辞》）……八、语末助词表疑问。〇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吕氏春秋·应言》）由此可见，“夫”字列有多达八种用法，每种用法都举许多例证，例证的出处也注释详明，可据以查对原文。同时，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对於多个虚词的通常用法，因为是“常语”，便往往“略而不论”。《词詮》与此不同，即使一些常见的、习用的虚词，比如“也”、“且”、“故”等字，也都一一列出十多种用法，“若”、“於”、“以”等字一一列出二十多种用法，十分详尽。有些虚词同时含有实义的，也标明词类，并说明用法。如“则，名词，法则也。‘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豳风·伐柯》）‘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又《大雅·烝民》）”，作者这样处理，显然有便於初学者。

　　《词詮》的特色不但在於博採过去训詁学上的创获，一一训释虚词的所有意义，而且在於利用现代语法学的知识，结合虚词在语句中的功用给予语法的描写，也就是说，作者比较成功地将训詁学和语法学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了。以上举“夫”字条为例，同释一“彼也”，作者分为人称代名词和指示形容词两类，使读者依据语法上词类的分别来把握虚词在语句结构中的功用，比之纯粹沿用传统的训詁方法的解释，界划要明确得多。书中替所有的虚词、所有的用法都确定了词性，这在当时可谓是创举。

　　作者在文字学、训詁学等方面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书中训释周秦两汉古书中的虚词尤为详密精当，多所发明。例如认为“以”可假借为“台”，训“何”，用以解释《诗经·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认为“已”又有“如此”之义，用以解释《汉书·赵充国传》“於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之属不烦兵而服矣”；认为“其”又训“将”，用以解释《左传·隐公十一年》“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种祀许乎”等等，无论对於专门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是深有启迪的。

　　《词詮》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没有把“字”和“词”严格区别开来。此书以解释“词”为名，却仍然是字典式的编制，把不同的词归在同一个“字”下，而没有认清古汉语中的同字异词现象。二、没有把语法成分和词类区别开来。杨氏认为“词无定义，虚实随其所用，不可执著耳”（序例）。这裹所谓“词无定义”，就是指“词无定类”，而“随其所用”，就是指根据词在语句中所充当的成分而确定其词类。所以同一个疑问代词“何”，充当宾语，杨氏就称它为“疑问代名词”，充当定语，杨氏就称它为“指示形容词”，充当状语，杨氏又称它为“疑问副词”。这样的处理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而且也使读者迷惑不清，难以理解。三、只收单词不收复音词。先秦两汉时代的汉语，不但实词的复音词已经大量產生，虚词的复音词也有不少，作者忽视复音词的詮释，不能不说是习惯势力的影响。此外，此书的书证多有讹误，引用时也宜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