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渔著《李笠翁曲话》一书的介绍

　　《李笠翁曲话》，清李渔著。有曹聚仁校订本，上海梁溪图书馆一九二五年版，陈多注释本，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李渔（一六一一——一六八〇），字笠鸿，后字笠翁，一字謫凡，别署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原籍浙江省兰溪县，生於江苏如皋，晚年定居於杭州西湖畔，自号“湖上笠翁”。青少年时家庭生活相当优裕，一六四六年清兵入浙后，受战火影响，家道中落。毕生以编演戏曲，印书卖文糊口，经常带着家庭戏班周游各地，出入於达官贵人之家。著有《闲清偶记》、《十种曲》、《十二楼》、《一家言》等。

　　《李笠翁曲话》是《闲情偶记》中“词曲”部和“演习”部的单行本。《词曲》部共分“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諢”、“格局”六节，另附“填词餘论”一节。《演习》部共分“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节，每节下面再分若干款（即小节）。全书既有修辞理论的研究，又有多种修辞手法的探索，且能结合戏曲特点去分析篇章布局、用词造句，不少地方论述精辟，见解独到，使我国戏曲修辞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峯。

　　该书的戏曲修辞理论包括下述三方面。

　　一、论戏曲修辞必须为“主脑”服务

　　李渔有“立主脑”说，即戏曲修辞要为“主脑”服务。二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自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裹所说的“主脑”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思想”含义相近；二是指围绕“主题思想”选择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中心事件作为结构上的主干。围绕“立主脑”李渔又有“减头绪”说，主张“头绪忌繁”，要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任何杂乱的头绪、游离的情节、无意义的名词，都是对“主脑”的损害和破坏。这一“立主脑”论同近人陈望道“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著名论点有着相通之处。

　　二、论篇章修辞

　　（一）“成局了然”论。该书以“工师之建宅”为喻，来说明戏曲篇章修辞的重要：“……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指出写戏曲必须在心中“结构全部规模”，把整部传奇中的章节段落，发展脉络，起、承、转、煞等，全部考虑清楚，才可以落笔疾书。如果脑中“无成局”，必有无数“断续之痕”，使“血气为之中阻”。

　　（二）“照应埋伏”论。李渔以“缝衣”为喻，把写戏的整个过程比作“剪碎”、“凑成”。指出如果剧作家不善於做“针綫紧密”的活计，即便“一节偶疏”，照应不到，全篇就会露出破绽，损害整体的完美。这种照应埋伏，必须“每编一折”，“前顾数折”，“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此外，还要在观眾最不注意的地方，要像“连环细笋”那样“伏於其心”，早早作好埋伏的准备，以便照应得自然妥帖。

　　（三）“开场”、“收煞”论。此书主张开场时要以寥寥数语交待剧情，使观眾了解梗概。同时开埸话又要“开门见山”，“当以奇句夺目”，不能说话不得要领。上半折的结尾语则提倡运用悬念，“卖关子”、安“扣子”，吸引观众“揣摩下文”。下半折的结尾语则强调要有“团圆之趣”，要有餘音绕梁，“勾魂摄魄”的作用。

　　李渔关於篇章修辞的论述，反映了他与眾不同的“结构第一”思想。过去的戏曲理论家，大多认为“填词首重音律”，并重词采，往往把篇章结构放在次要地位。李氏独具慧眼，从戏曲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发，打破常规，论戏曲修辞独先篇章结构，再考虑词采、音律。

　　三、论唱、白修辞

　　（一）“观听咸宜”论。作者强调戏曲修辞既要适合於看，又要适合於听，不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指出明清有些传奇只适合案头閲读而不适合场上演出。因此，他自己创作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復以神魂四绕”，既当作者、演员，又当观眾和听眾。他不仅要求唱词悦耳动听，还要求宾白字字鏗鏘，人人乐听。认为只要有一”句聱牙”，就能使“听者耳中生棘”，而“数句清亮”则可令“观者倦处生神”。

　　（二）“意深词浅”论和“洁净”论。作者一方面指出戏曲词句的特点是“贵浅显”，它的语言要从“街谈巷议”中吸取得来；另一方面又指出“能於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的原则。李氏强调戏曲语言必须做到“意则期多，字惟求少”，即要求运用极精炼的语言来表达儘量多的意思，用极经济的唱词和说白来表现丰富的内容。

　　（三）“说何人，肖何人”论。作者主张戏曲语言要通过演员之口，把人物的“心曲”和盘托出。戏曲的“填词”，“宜从脚色起见”，生、旦、净、丑的语言，应该各有特点，即使是身份相同的人，性格习惯，音容笑貌也不应雷同，“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於李四”。戏曲“填词”是“义理无穷”的，必须“说何人，肖何人”。

　　李渔论戏曲语言的透彻程度超过王驥德和其他前辈戏剧理论家。他论戏曲语言的特点是考虑到“借优人说法，与大眾齐听”的因素，从视听者的角度提出问题。本书是修辞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所包含的丰富的修辞学理论，远远超出戏曲修辞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