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亦称《商君》，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宋时已有佚失，现存五卷二十四篇，另有二篇有目无文，爲战国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成书时间大约在秦昭襄王（前三〇六——前二五一）的晚年。韩非曾説：「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年已广爲流传。通行本有：明嘉靖年间天一阁刻《范氏奇书》本；明万曆年间冯梦桢刻《先秦诸子合编》（绵眇阁本）、新安程氏刻《汉魏丛书》本；明天啓年间归有光刻《诸子汇函》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孙冯翼校的《问经堂丛书》本，严可均校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清乾隆年间文津阁的《四库全书》钞本；清道光年间钱熙诈刻《指海》本；清光绪元年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本；一九七四年中华书局《商君书注译》（高亨著）本等。

　　商鞅（约前三〇九——前三三八）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人，亦称卫鞅。后受秦孝公封商邑，号商君，故又称商鞅。初爲魏相公叔痤家臣，痤死入秦，説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六年（前三五六）任左庶长，实行变法，推行「连坐法」奖励农战，抑制工商。孝公十年，因功升大良造。十二年，自雍（今陝西凤翔南）迁都咸阳，进行第二次变法，推行「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普遍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两次变法成功，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旧贵族诬害，车裂而死（详见《史记·商君列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説：「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结果，甚至于我们要説，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麽夸诞的。」

　　《商君书》是一部阐述商鞅变法思想的著作，其中论及教育的篇目有《更法》、《农战》、《説民》、《算地》、《开塞》、《一言》、《靳令》、《赏刑》、《画策》、《君臣》、《慎法》、《定分》等。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述社会进化观和变法的必要性。《商君书》首篇爲《更法》，记述商鞅在秦孝公面前，驳斥旧贵族的复古论调，力主变法革新，揭出全书主题。指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在《开塞》篇里，他把历史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説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认爲「世事变而行道异」，形势变化了，就应有不同的治国原则和统治方法。以此説服秦孝公，使他相信变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的选择。

　　二、反对以礼乐爲中心的传统教育。商鞅认爲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坚决反对以礼、乐爲中心的六艺教育。把礼、乐、《诗》、《书》看成政治上的虱子。《靳令》説：「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弟，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六虱各包括两种，所以分爲十二种）《去强》篇也説：「因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修意爲贤），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説民》篇又説：「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向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如果让这些流行，必然损伤国家富强，扰乱上下秩序和社会治安，故必须除掉；如果有谁坚持，则「坚者被（破），鋭者挫」，予以无情打击。《韩非子·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尤足以表明商鞅反传统教育的坚决态度。

　　三、主张实施奖励耕战的法治教育。商鞅认爲「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画策》）。要治理国家，必须一切以「法」爲标准，「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则辩（行）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爲之。」（《君臣》）「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定分》）要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就要求对老百姓进行「明白易知一的「法」的教育，「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师。」一般官吏和人民要想懂得法令精神，就得请教法官；法官首先就要知法执法「以爲天下正」；人民懂得法律，又使法官不敢胡作非爲，大家都以法律爲准绳。

　　《商君书》的法治主张，是爲富国强兵，而立足于「农、战」。《算地》篇説：「圣人之爲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废诗书之教，而代之以农战之教，这是法治教育的基本方针。在《农战》篇里着重谈了这一政策的实施意义，「善爲国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则作一。作一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这里所谓「作一」，就是指尽力于耕战，把施政重点放在农、战上，并用成文的法令、政策保证其实现；而法令、政策本身就是教育的内容。人们想取得官爵，得看他在农、战方面作了多少贡献。商鞅认爲君主能「修赏罚以辅一教」，就「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了。

　　「一教」就是实施统一的法治教育，主要内容：用厚赏鼓励人民勤于农业；用重刑制裁人民惰于农业；用厚赏鼓励人们在战争中出力而不怕死，用重刑防止人们在战争中怕死而不出力。《慎法》篇説：「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鞅认爲治理百姓，主要是看统治者施行什麽教育，用什麽手段施行教育，「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君臣》）实施奖励耕战的法治教育，可以训练出「农战之士」，如果实施「仁义礼乐」的传统教育，必然培养出「游宦之民」，如果民衆「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説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必然「喜农而乐战」了。（《一言》）

　　商鞅还认爲，以刑罚治民，表面上看似乎不仁不义，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使之归于正养。《开塞》篇説：「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这样就达到「藉刑以去刑」，而「至德复立」。

　　《商君书》各篇的真僞问题，元、明、清及近代人有些考证。《商君书》在战国时代已有传本，韩非曾説：「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西汉也有传本，《淮南子》称「商君之法」（《要略》）与「商鞅之《啓塞》」（《泰族》）。司马迁説：「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史记·商君列传》）。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志上载「诸子：法家，《商君》二十九篇」。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商君书》五卷」。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言：「今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谓「今亡其一」。今本《商君书》即自汉以来相传之本，其内容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但各篇并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它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

　　有关《商君书》的研究著作有：严可均《商子》重校本，孙论让《商子》校本，王时润《商君书解》，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陈啓天《商君书校释》，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