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战国时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著。共七篇，每篇分上下，计十四卷。通行本有：宋刻大字本附赵岐注（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多种影印本）、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锡山秦氏求古斋刻《九经》本、清乾隆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附考证》本、清嘉庆道光间江都焦氏雕菰楼《焦氏丛书》本等。

　　孟轲（约前三七二——前二八九），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邹国近孔丘家乡曲阜，故孟轲自云「去圣人之居如此其近也」（《孟子·尽心下》）。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赵岐《孟子题词》），是孔子学説的重要继承人。青年时代即开始在家乡讲学。四十岁后，在招贤养士之风大盛的时代，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历经宋、齐、滕、魏等国。六十多岁后，回家乡讲学达二十年，并撰成《孟子》七篇。他对教育极爲推崇，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著名的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后世尊爲「亚圣」。

　　《孟子》全书七篇，篇目依次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共二百六十一章。篇名取每篇首章的文字，无特定含义。

　　《孟子》一书发展了孔丘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所谓「王道」，就是「以德行仁」。孟轲认爲：「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强调统治者在实行「仁政」时，首先要争取「民心」，应以「仁爱之心」对待民衆，认爲「民爲贵，社稷次之，君爲轻」（《尽心下》）。

　　《孟子》将「仁政」学説和教育学説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认爲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爲善的倾向。它从人的心理情意来论证以「仁义礼智」爲内容的道德先验性，倡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将恻隐（怜悯）、羞恶、恭敬和判断是非善恶作爲人本来就具备的四种心理倾向，即「仁义礼智」的道德意识，孟子称之爲天生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同时认爲良知、良能固然是天生而成，但是否能保存先天的善性，恰与后天的修习有关。所以又説：「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就是説要将「仁义礼智」等天生善质转化爲现实的道德品质，断离不开教育。由此发展爲「四端」説：「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所谓「端」，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存在，要使它成长壮大，就需要有相应的物质、精神生活的环境，尤其是教育，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通过教育，人固有的「善端」才会逐渐扩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仅有「善端」而不知扩充，连「事父母」都不可能，足见《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取消教育，而是要强化教育。教育的全部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善端，使之如星火燎原，滴水成河，终成君子，这就叫做「存心养性」。孟轲相信只要能存心养性「人皆可以爲尧舜」（《告子上》）。

　　《孟子》强调伦理价值本位，认爲「人伦」就是「人道」，是作爲人的本质属性。「人伦」包含着五对关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后世称此爲「五伦」。其中体现第一伦关係的「孝」尤爲重要，因爲它是联繫宗法血缘关係的纽带，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的基石。孟子认爲，自夏以来的学校教育传统，其根本的目标就是造成遵循「人伦」之士：「设爲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学校教育的目标既然在于「明人伦」，所培养的学生自然就是仁义贤德之士。这样的人，再进一步修炼，就能成就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贤士之所以会具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就在于他学习并保持了体现「仁义礼智」的「道」。「道」是儒家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孟子关注的教育终点。「大丈夫」是其理想人格，被描绘爲具有涵盖天地万物的「浩然之气」，正是得「道」者的精神写照。

　　孟轲以培养「大丈夫」爲己任，故《孟子》全书充满对「浩然之气一的赞颂之情。由于「养气」是基于先天的一良知」一良能」，所以《孟子》不以成形、规范的六经、六艺爲具体的教育内容，而是以天也间一切事物均爲「养气」的原料。他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在谈论如何读《诗》时，又提倡「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万章上》）就是要求人们不必被文献典籍的程式规章束缚自我心灵，而要以敞开的胸怀去涵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使个人与大道合爲一体。孟子认爲「养气」是一艰难的求学路径，须「直养而无害」，才能最终「塞于天地之间」。但是贯穿「气」的生命、精髓是「义」和「道」，气如果缺少了这一主导因素也就失去了力量。因此，气的获得并非偶然的学习「正义」，而是要持续、经常的「集义」（《公孙丑上》）。孟子所强调的「气」、「道」、「义」这类抽象范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涵盖「六艺教育；同时，也正因爲这种抽象性，使《孟子》主张的教育産生了「道义」（道德）化的倾向。

　　《孟子》一书既认爲人性本善，在人的心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则教育应该保持并发展这一善性。因此提出这样的主张：「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把保存「良心，扩展「善端」，作爲教育宗旨，这就决定了其教育方式是以「存养」爲主。

　　孟子认爲在人的官能中，包含着「善端」的「心之官」是「大体」，而「耳目之官」是「小礼」。「心之官」具有理性思维的作用，能把握「义理」，明辨是非；「耳目之官」只有感知作用，不能思维，容易陷入迷途。故在教育上主张一先立乎其大者」即把保存、培养、发展「心官」的道德理性放在首立，称「从其大礼爲大人，从其小体爲小人」（《告子上》）。孟轲认爲存养和发展善端的障碍来自人的欲望，因爲人体的感觉器官（耳、目、口、鼻、舌）没有理性，不能辨别是非，只是追求声色美乐，一与外物接触，便误入歧途。于是提倡「寡欲」以存养本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由于人体感觉器官在白天的活动中最易受到触发而産生欲念，又强调「存夜气」，要求人在夜里和黎明时作内省功夫，使在白天被蒙蔽和扰乱的本心得以恢复良善和平静的状态，谓「夜气不足以存，则违禽兽不远矣」（《告子上》）。

　　「寡欲」是使人的力量向内收缩，是保存本性的功夫；「养气」则是使人的主体力量向外扩展，是发扬本性的功夫。《孟子》主张「善养」和「直养」人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正气」，也就是「义」与「道」的精神体现。人通过「集义」（积累正义）存养这一正气，就能获得道义上至高至强的力量。孟子区分人的道德境界爲六个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又主张「人皆可爲尧舜」，认爲个体通过自觉努力，不断「扩充」固有的仁义善德，使之贯注满盈于人的形体，内充而外显，人的形体也将随之充满博大美好的光辉，这应该是每个人通过修炼达到的境界。

　　在「养气」方面除了「集义」外，《孟子》又主张「持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公孙丑上》）。志即人的意志，气即人的勇气。志统率气，气充实体。志至则气至，坚定、专一的意志有益于扩充气，而充沛的气又能更坚定意志。由于浩然之气是由刚强之志统帅，所以养气也离不开磨练意志、砥砺品节。孟子认爲古来有大成就的能人，如舜、傅説、胶鬲、管夷吾、孙叔敖和百里奚等都于艰难困苦中锻炼出超凡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爲，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人必须通过种种磨难，培养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最终才能成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由「存养」建基于个人「良知」，遂推演出道德修养的又一基本要求，即「反求诸己」。认定一个人的行爲只要出自真诚的善意，自会得到别人相应的仁爱和礼遇，否则，就该反躬自问：「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这是对修养者道德自觉性的至高要求。

　　「存养」还要求个人必须刻苦鑽研，深切体察，才能获得高深的造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这里，「深造」是基础，顺着人的「善端」作踏实的功夫，不断提高，逐步扩展；「自得」是关键，通过存养，将所获品格、知识化爲自觉的德性；「逢源」是结果，在形成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胸襟后，人的精神达到了交融天地的博大气象，从而心安理得，左右逢源，这象征着存养己达到自由境界。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宋代始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爲《孟子》加作集注，列爲「四书」之一，明清爲通行的教科书。历代研究著作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焦循的《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