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本名《韩子》，唐以后，爲与韩愈区分，故改称。战国末韩非著，由后人所编，共五十五篇，二十卷。在先秦古籍中，窜乱较少。通行本有：明正嘉间刊本，万曆十年赵用贤校刻《管韩合刻本》；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据宋乾道本影印《韩晏合编》本，钱曾述古堂写本，光绪二十二年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梁啓雄《韩非子浅解》本，一九七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本等。

　　韩非，出身韩贵族世家。口讷，不善言谈，与李斯同师事荀子，喜刑名法术之学。看到韩国日益贫弱，多次上书谏韩王变法图强，未见用。爲总结「往者得失之变」，乃著《孤愤》、《五蠹》、《説难》等十馀万言，表达自已的政治主张。著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政重视，秦爲此加紧攻韩。韩王迫于形势，派遣韩非使秦。韩非上书劝秦王政先攻赵缓伐韩，遭李斯、姚贾谗害，説他「终爲韩而不爲秦」，被下狱，服毒自杀。生平事迹见《史记》中的《老庄韩申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秦策》，《论衡》中的《祸虚》、《案书》篇等。

　　《韩非子》是韩非著述的结集，其中论及教育的篇目有《五蠧》、《显学》、《诡使》、《忠义》、《八説》、《问田》、《八经》、《六反》、《定法》、《孤愤》、《问辩》、《解老》等。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历史进化观的基础上，提出「废先王之教」，禁「二心私学」。《五蠹》篇集中阐述韩非的历史发展观点，把历史分爲「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几个阶段。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认爲时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必须随之变革。它用「守株待」寓言讽刺「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把称颂「先王」的学者、借外力以谋私利的「言谈者」、聚徒而犯禁令的「带剑者」、逃避兵役的「患御者」和囤积居奇的「工商之民」斥之爲危害国家的「五蠹」，主张予以除之。

　　韩非认爲「先王之教」，即仁义道德之教，不切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显学》篇称儒、墨爲当时的「显学」，「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斥之爲未经「参验」的「愚诬之学」。《八説》篇批评儒、墨的言行同富国强兵的方针背道而驰：「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在《忠孝》篇里，作者对儒家宣扬的忠孝説进行了尖鋭的抨击：「皆以尧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把私学称之爲「恬淡之学」，把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称之爲「恍惚之言」，他説：「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凡是从私心出发的言行，都不能称仁义。《诡使》篇説：「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窞处，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如果「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认爲从事私学的都是「教下不听上」、「乱上反世」之徒，必须「禁其行」，「灭其迹」，「破其群」，「散其党」，使教育真正爲变法革新服务。

　　（二）提倡法治教育。认爲社会发展变化了，治国的方法要随之变化，对人民的教育也要根据政治的需要而改变。改革的方针就是「以吏爲师」。要求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爲勇者尽之于军。」（《五蠹》）其目的是通过实行法制教育达到富国强兵。作者认爲民衆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从私心私利出发处理各种问题。治理天下，就要顺因这种人情，《八经》篇一开头就説：「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爲此，反覆论证爲善去恶要靠法制，不能靠道德感化。《六反》篇有一段比较「严」与「爱」的教育效果的话：「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以此比拟，説明「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法制教育的推行不能靠爱，而必须以「威力」爲基础，「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

　　「以法爲教」是基于法术思想。《定法》篇对「术」与「法」作了如此概括：「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主按臣下的才能授与官职，考察其业绩是否符合他的职责；法律由官府公之于衆，使赏罚在人民心中都有个准则，百官以此宣传，教育人民。这样「法」与「术」结合起来，法治教育才能贯彻执行。

　　（三）培养法治人才。明确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耿介之士」。《孤愤》篇説：「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法治人才同当权的贵戚势力，势不两立。如能任用他们做封建国家的官吏，就能「烛重人之阴情」，「娇重人之奸行」，可以看清贵族复古的阴谋，同复古势力作斗争，对人民实行法治。如果「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五蠧》）。

　　（四）注重生活实践经验，讲究道德修养方法。基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爲培养革新变法人才，在教和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认爲学习要有目的，要讲求「实效」，《问辩》篇説：「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虽至坚，行虽至察，则妄发之説也」。认爲认识的真僞，思想的正确与否，要以行动的实效爲检验的标准。

　　还强调要向实际学习。《解老》篇説：「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所谓「前识」就是脱离实际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人的认识正确与否，主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并用以指导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因此，特别强调实践锻炼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要求「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作，把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三者综合成一有机联繫的统一体。同时，由于受战国百家争鸣浪潮的激荡，其思想体系中也夹杂着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今本《韩非子》亦五十五篇，数目相同，但内容未必一致，从学者考证来看，今本《韩非子》大多出自韩非之手，但也有少数他人作品混入。如《初见秦》篇首反映的时代背景与韩非生活的时代不同，其中有些话也与韩非的爱国思想矛盾，显然不是韩非之作。《存韩》篇前半篇是韩非的，后半篇却是别人的。《二柄》篇文句多与《主道》、《扬权》、《内外储説》语句相同，似后人採辑《韩非子》有关篇文凑成的。《人主》节取《孤愤》、《和民》、《爱臣》各篇语句，略加窜改，杂纂成篇，亦是后人增辑的。《有度》篇所谈的历史背景是韩非去世之后的情况，且文中句子又多与《管子·明法》篇同，学者认爲是秦汉间法家文章，一边混入《韩非子》，一边又被钞入《管子》。又如《饬令》篇文句与《商君书·靳令》大半相同，学者也认爲是钞自《商君书》的。他如《内外储説》也有问题。

　　有关《韩非子》的研究著作有：门无子《韩子迂评》、卢文弨《韩非子校正》、顾广圻《韩非子识误》、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刘师培《韩非子校补》、吴汝纶《韩非子读本》、高亨《韩非子补笺》、刘文典《读韩非子简端记》、尹桐阳《韩子新释》、于省吾《韩非子新证》、梁啓雄《韩子浅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