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一书的历史文化

　　《柳宗元集》，又名《唐柳先生集》、《唐柳河东集》、《河东先生集》、《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补遗一卷。唐柳宗元著。柳宗元死后由刘禹锡编定。通行本有：南宋庆元六年(一二〇〇)以前的《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集》，南宋世綵刻《河东先生文集》，南宋原刻、清《四库全书》钞本《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明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刻《增广注音辨唐柳先生集》、嘉靖年间刻《唐柳先生集》，崇祯六年(一六三三)刻《韩柳全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柳河东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柳宗元集》(此为目前最好的本子)。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县在当时属河东郡，后人亦称他为柳河东。贞元九年进士及第，十四年中博学宏辞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字、京兆府蓝田尉、监察御史和礼部员外郎。永贞八年(八〇五)，作为王叔文改革集团主要成员参与「永贞革新」，仅一百天而失败，被远贬韶州，途中又改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十年后又被贬为柳州刺史，逝于柳州任内，后人又称他为柳柳州。柳宗元的教育活动从集贤殿正字开始。其时京师青年学子慕名至其门求教者甚多，他「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由此而成名者不少。他对国子司业阳城整顿太学学风给予高度评价，并对阳城因同情太学生薛约言事遭谪和太学生集体请愿挽留阳城表示同情和支持。被贬永州、柳州期间，对远道而来拜师求教和以书信请教的青年学子一一悉心指教，经他指导成为名士者所在甚多。他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大修孔庙，重建州学、教民废陋习、易风俗、推动了边远地区的社会发展。事迹见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

　　《柳宗元集》收录了柳宗元所有作品。比较集中反映柳宗元教育思想的文章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师友箴并存》、《答严厚与秀才论为师道书》、《极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时令论》(上下)、《送易师杨君序》、《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与刘禹锡论周易九书》、《六逆论》、《非国语序》、《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四维论》、《天爵论》、《説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鬱箴》、《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送豆盖膺秀才南游序》、《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与友人论爲文书》、《极崔黯秀才论爲文书》、《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与杨京兆凭书》、《复杜温夫书》、《种树郭橐驼传》、《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可归纳爲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培养「济世安民」的君子爲教育目的。他説「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舋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之道，舍是宜无以爲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所谓「生人」指反对言无言神而不言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贞符》)，主张一切礼乐刑政制度教育都必须符合「生人之意」，即以人而非神爲中心，这种君子之道就是圣人之道，也就是尧舜孔子之道。他説：「圣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时令论下》)，「圣人之道，不穷异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认爲行圣人之道，以「生人」爲己任是君子的历史使命，也是衡量学者是否成爲君子的标准。

　　他认爲明道是行道的前提，「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送从弟谋归江陵序》)，「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极崔黯秀才论爲文书》)，主张以圣人之经籍爲取道之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提倡求师问道。他説：「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师友箴》)，主张重视教师的作用，但由于「自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问有师，有辄哗笑之，以爲狂人」(《答韦之立论师道书》)，所以导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师友箴》)的局面，他把师与道紧密联繫在一起，认爲要明道就要向教师学习。师在道在，做教师不在于有无教师之名，而在其有无传授圣人之道的修养，「道苟在焉，佣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僕之所拒，拒爲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取其名全其实，以其馀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与秀才论爲师道书》)「交以爲师」等于把师生关係变成师友关係，以师爲友，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

　　三、育人应顺应自然。《种树郭橐驼传》描写了一位不知名的驼背老人，种的树不仅棵棵能活，而且都长得很旺盛。有人问其道理，老人説：「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孽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育人的道理也同种树一样，教育要顺从人的自然成长规律，但同一般自然主义者不同，柳宗元并不主张放任自流，他仍然强调人的后天努力，主张「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把后天立志与努力学习相结合，「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四、主张博极群书。柳宗元认爲「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先必穷究其书」(《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主张学者「读百家书」(《与杨京兆凭书》)。除以五经爲本外，还可兼读诸子百家，反对把五经当作教条，提倡以怀疑态度来读书，不盲目崇古。并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主张「学者应求诸道而遗其辞」(《极崔黯秀才论爲文书》)。

　　作爲唐代著名教育家，柳宗元的渗透着无神论和唯物论思想的教育理论，博採衆家之长的治学主张，去名取实的师道观及反对章句师的主张，都是对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贡献，对转变唐中叶颓废的学风，恢复和改革传统的儒家教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关《柳宗元集》的研究著述有：南宋《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柳州文可疑诸篇》，清陈景云 《柳河东集点勘》，吴汝伦《柳州集点勘》，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