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子文薮》，原名《文薮》。十卷。唐皮日休的自编诗文集。咸通七年(八六六)编成。传世刻本主要有：明公文纸本，许自昌校刊本，清《四库全书》本，卢氏据明倣宋本，光绪八年郯城于氏影宋本，光绪二十一年合肥李氏重刊宋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以及日本享和二年(一八〇二)刊本。

　　皮日休(约八三四——约八八三)，先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早年隐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醉吟先生等。与陆龟蒙友善，以「皮陆」齐名。一説以姓氏稀僻，于咸通八年进士科「榜末及第」。曾官太常博士。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任爲翰林学士。旧史称因受命作谶而爲黄巢所害，又云巢兵败后爲李唐统治者所诛，或谓巢起义后流落江南病死。出身寒门，少年时参加过生産劳动，后周游江汉京师间，行程「二万里」，广泛接触社会，其相当部份诗文针砭时弊，暴露统治腐朽，同情人民疾苦，爲晚唐进步诗派代表。其文师韩愈，大都借古讽今，直抒胸臆，锋芒毕露。除代表作《文薮》外，尚有《鹿门隐书》六十卷，大都散佚。生平事迹亦散见于《文薮序》、《皮子世录》、《唐才子传》卷八、《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黄巢传》等。

　　《文薮》成书与命名，据作者《文薮序》云：咸通七年，「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然是书絶非简单的行卷、温卷之作，而是揭露时弊，有感而发之书，意在「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书中各篇多有缘起：「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其馀碑、铭、赞、颂、论、议、书、序，均「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文薮序》)全书卷目：卷一赋，卷二讽、悼，卷三文，卷四碑、铭、赞，卷五文论、颂、序，卷六箴，卷七、八杂著，卷九书，卷十诗。书前有自序，书后爲《皮子世录》。有明许自昌、袁表、清爱新觉罗弘历、李松寿等人序跋。书中《原化》、《文中子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请孟子爲学科书》、《移成均博士书》等篇较多反映其振兴儒道的教育观点。

　　《文中子碑》推崇隋代大儒王通光大儒学的业绩：「大道不明，天地沦精。俟物圣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艺腾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门人，爲唐之桢。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纪。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与京。」以爲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王通则撰《礼论》、《续诗》、《元经》、《易赞》，重新发扬六艺；孟子培养高足公孙丑、万章，王通则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龄，爲贞观之治造就人才。如其「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褚、魏矣!」据此论之，「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

　　《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赞颂韩愈振兴儒道的历史贡献。指出，自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王通)，王通之后，「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焉。」韩愈其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糅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韩愈其人，「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如顔闵，文若游夏」，「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认爲「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汉、魏，息于晋、宋，而鬱于陈、隋。遇于吾唐，万世之愤，一朝而释。」全赖韩愈。故亟应配飨孔子之侧，以尊扬孔道，垂范学者，「则自兹以后，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请孟子爲学科书》批评当时科举考试设道举，试以《庄子》、《列子》，以爲：「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读之可以爲方外之士，习之可以爲鸿荒之民。」丝毫无益于「救时补教」。反观《孟子》，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指出：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经传」，然而却没没无闻。因此建议「去《庄》、《列》之书，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以期导学者，行儒道，补圣化。

　　《原化》爲作者「十原」之一，感叹自东汉佛教东来，至唐其势甚嚣尘上，民衆亦慕然风向，「举族生敬，尽财施济，子去其父，夫亡其妻。」相形之下，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以仁义道德爲质，以《诗》、《书》、《礼》、《乐》爲文的「圣人之化」，几乎湮没无闻，偶有言者，则受人嗤笑。古时杨、墨塞路，有孟子廓清路途；今日虽有昌黎先生「露臂瞋视」，却受诟駡于衆人。如此以「一尧民之善，岂能化天下桀民之恶哉?」作者痛惜士人不能自觉坚持「圣人之化」以化天下，而欲以抵御「西域之教」，「不曰难哉!不曰难哉!」

　　《移成均博士书》首先强调学校的作用：「上自天子，下自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设序以教之。」「此圣人之至治也。」而学校的作用又取决于学校教师与管理人员的尽责，如果「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则荒其业，下则偷其言。业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训薄也。」接着指出当时中央官学存在的问题：「今国家立成均之业、其礼盛于周，其品广于汉，其诎礼越爵，又甚于前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认爲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学教师缺乏使命感与责任心，疏于学业，怠于讲习。相比之下，「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讲习决释其法爲事。视吾之太学，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因此对太学教师提出忠告与期望：作爲学生的楷模、后世的先行者，「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处于职者不堕其业乎?」必当「日诫其属，月励其徒，年持六籍，日决百氏，俾诸生于圣典也，洞知大晓。就驾车者必知康庄，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执其业者，精者进而堕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发于儒风，抑亦不苟于禄位。足下之道，被于太学也，其利可知矣!」指出发扬儒道，国子监诸学教师尽责勉力，实是重要一环。

　　皮日休是振兴儒学的积极倡导者，《文薮》诸篇或描绘道统，或力倡《孟子》，或褒扬王通、韩愈，或提倡德教，或诋斥释道，或寄望儒师，成爲唐末崇儒代表。《文薮》初编定，即享有很高声誉。陆龟蒙有和皮日休诗云：「近者韩文公，首爲开闢锄。夫子又继起，阴霾终廓如。搜得万古遗，裁成十编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爲，皮文「亦多能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爲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爲卓识，不得谨以词章目之。」鲁迅评説《文薮》「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研究资料主要有：萧涤非校点本《皮子文薮》(一九五九年)，萧涤非、郑庆笃新校本(一九八〇年)，后者并收入皮日休《文薮》以外的大量诗文及历代学人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