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语辞匯释》，六卷。近人张相著。成书於一九四五年。有中华书局一九五三年版。

　　张相（一八七七——一九四五），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省杭州市人。幼年丧父，依母成立，曾考取秀才。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后，忧心国事，潜研日语，冀以探索东西各国富强之道。译有《十九世纪外交史》，译文流畅典雅，深为时人推崇。一九〇三年起，相继於杭州安定学堂、府中学堂和崇文学堂任教。一九一四年入中华书局，主编文学、歷史、地理教科书等。著有《诗词曲语辞匯释》、《古今文综》、《舂声集诗文稿》（未刊）等。

　　张相从壮年起，瀏览诗词，紬绎疑滞，以前人诗集，“虽有旧注，多重典实，问涉语辞，究亦寥寥”。（《自序》）所以，五十岁后，便手自笔録诗、词、曲中的语辞，积数巨帙。六十岁后，遂专心於此事，笔录整理，阅六年始成。又两年，孤灯深夜，扶病奋斗，賡续要删，始成定本。

　　此书是第一部专释诗、词、曲中虚词（也有少数实词）的著作。全书共分六卷。标目五百三十七，收词八百餘条，附目六百餘。书前有张相《自序》，书后附弟子金兆梓的《跋》。书中收集了唐、宋、金、元、明代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这些特殊词语，多为虚词。而这些虚词“皆用以组辞成语，间亦以衬托神情，故实字犹骨胳，此则其关节脉络也”（《跋》），它是组织成文的重要部分。正确地詮释虚词，对於理解文义有很大的作用。如唐人“停车坐爱枫林晚”句，“坐”的释义与意境的理解，便有极大关碍。特别是其中尤多方音俗语，“不特非雅詁旧义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自序》）。如，同一“争”声，唐人写作“争”宋人作“怎”；同一“拚”声，宋人写作“拚”，唐人作‘判”。凡此种种，均需加以辨析和补正。同时，语辞的字形‘或则音转，或则形讹，尽有与雅詁旧义相违甚远或至适相反”者。（《自序》）它们大都是古代口语，而时过境迁，后人不免望文生义。如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据人牀。”其中“白面”一词，应作“薄媚”（见郭茂倩《乐府诗集》新引注），是唐代口语中“放肆、捣乱”之义，屡见於敦煌变文中。但后人不解其义，误改为音近的“白面”，不但使释义大相径庭，也使全诗的深刻含义全失。同时，诗词曲中的虚语辞，歷代学者只是零星地论及，一则由於“贵远贱近”，轻视这些近代语词的研究；再则由於诗、词、曲的资料实在太过浩繁，又缺乏前人的研究作为依傍，难以着手。而张相独任其艰，反復吟哦诗词，揣摩意境，细心寻绎词义；又广泛寻求旁证，力求准确与完备。

　　此书体例谨严，考证严密。在援引例证时，严格以诗、词、曲的顺序为次；诗以唐人为中心，宋诗次之；词则以宋人为中心，金元次之；曲以金元人为中心，元以后次之。在考据释义上，则综合各证，先假定释义，释义不足以概括，然后才另求别解。对此，作者使用了多种方式，力求准确，其中大多相当科学。如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等。仅“比照意义”一法，就又有多种方法，如异义相对，取相对之字定其义；同义互文，取互文之字定其义；前后相应，以相应之字定其义；文从省略，则玩全文以定其义，或以异文对证，或以同义异文相证等。同时，本书所引的资料极为浩繁，仅其所引例句而言，每一标目下少则十餘条，多可至五十餘条。

　　由於诗词曲的语词，大都来源於口语，所以，此书的释义，有些有助於阐明汉语发展史上的问题。如“哪”字，是来源於“尔”还是来源於“若”，一直聚讼纷紜，此书卷三“若个”条下，引诗例九条，均释为疑问词“哪”。可确证“哪”来自“若”。

　　此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在收词范围上，由於所研究的材料，时间跨度在唐宋以降的上千年间，作品的体裁又是多种多样，所以，掛一漏万的情形也在所难免。另外，像上古作品中习用，而诗词曲中又作别解的一些语辞，如“处”字，先秦作“处所”解，诗词中多以指“时间”等，这些词，未能分别标明；一些字面生涩而义晦的语辞，如元曲中“撮哺”作“相帮”解、“幔帐”作“蹩脚”解等，依张相所定的体例，均应在本书探讨范围内，却付之闕如。同时，就已收的词语而言，在举例释义中，也存在着一些尚可商榷的问题。

　　研究本书的著作有王瑛《诗词曲语辞例释》（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二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