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体清文鉴》，全称“御製五体清文鉴”，三十六卷。成书于一七九〇年左右。有故宫博物院所藏抄本、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抄本、一九五七年民族出版社的影印本。

　　康熙、乾隆年间（一六六——一七九五）清朝政府曾先后组织人力编写了《清文鉴》、《满蒙文鉴》、《两体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和《御製增订清文鉴》等辞书。这些都是不同语言的对照词典，所谓“两体”、“三体”“四体”和“五体”，是指两种文字（如满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如满文、藏文、蒙古文）等；所谓“清文”，是指清朝的“国语”，即满文；所谓“鉴”，是指语言的对照，即先以满文词目为首，然后以其他文字对译。《五体清文鉴》是在上述辞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五体”就是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汉文。

　　《五体清文鉴》原本无序言和跋尾，也没有其他确切的有关史料可稽，因此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尚不清楚。不过此书的内容、体例、篇幅等都跟《四体清文鉴》极其相似，而《四体清文鉴》的体例又跟《御製增订清文鉴》完全一样，《御製增订清文鉴》成书於一七七一年，则《五体清文鉴》的成书必在其后，学界的估计是在一七九〇年左右。

　　此书分正编和补编两大部分。正编三十二卷，补编四卷。词条根据义类分为三十五部，即天部、时令部、地部、君部、諭旨部、设官部、政部、礼部、乐部、文学部、武功部、人部、僧道部、奇异部、医巫部、技艺部、居处部、產业部、烟火部、布帛部、衣饰部、器皿部、营造部、船部、车部、食物部、杂果部、草部、树木部、花部、鸟雀部、兽部、牲畜部、鳞甲部和虫部。其之所以如此编排，乃是贯穿着作者“天、地、君、臣、政治、礼乐”依次为重的思想。每一部中又根据词义分若干类，每一类中或不分则，或分若干则，最后罗列词条。例如武功部（一）分七类十六则：兵类、防守类、征伐类（八则），步射类（二则）、骑射类（四则）、骗马类、撂跤类（二则），武功部（二）分六类十八则：畋猎类（三则）、顽鹰犬类（二则）、军器类（七则）、製造车器类（四则）、撒袋弓靫类、鞍轡类（二则）。在每一词条中，先列满文词头，然后依次用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汉文翻译对照。同时，藏文之下又列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是“切音”，即逐个藏文字母的译音，一种是“对音”，即整个藏文词语的实际读音的译音。而在维吾尔文之下则仅列“对音”一种。这是因为藏文创製於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时，虽然拼写形式依旧，但实际读音已有很大改变，正如现代英语know的文字形式和实际读音不相吻合一样。

　　《五体清文鉴》共列词目一万八千六百多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歷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内容，因此对於研究我国十八世纪时的社会面貌具有很高的价值；而就语言学来说，其价值主要有二： 一、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二百年前满、藏、蒙古、维吾尔和汉这五种语言的词匯面貌，而其中满语和藏语、维吾尔语的对音材料尤其珍贵，对於研究这三种语言的古音有重要参考价值。二、较为准确地实现了满、藏、蒙古、维吾尔和汉这五种语言的对译，对於现代编辑这些语言的双语词典、对於研究满、蒙古、维吾尔这三种阿尔泰语言的同源词，进而确认它们的同源关係，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关《五体清文鉴》的研究论文有金炳喆的《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有词的探讨》（载《民族语文》，一九九〇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