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原名《輶轩使者絶代语释别国方言》，《旧唐书·经籍志》略作《别国方言》，一般略称《方言》。有南宋庆元六年（一二〇〇）潯阳太守李孟传刻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

　　《方言》旧题汉扬雄撰，但《汉书·扬雄传》和《汉书·艺文志》皆无关於扬雄编《方言》的记载，汉末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首次提出为扬雄所撰。宋人洪迈曾怀疑《方言》非扬雄所作，清人戴震则认为出於扬雄之手。后来卢文弨、钱绎、王先谦、王国维、罗常培等皆以应劭所说为是。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云，蜀郡（今四川）成都人。汉代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成帝时以大司马王音的推荐，召拜为给事黄门郎。王莽称帝后，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少好学，博通羣籍，精於文字之学，多识古文奇字。早年喜作辞赋，有《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等传世。后转而研究哲学和语言文字之学。撰有哲学著作《法言》、《太玄》。语言文字学著作，除撰《方言》外，还曾续《仓頡篇》，编成字书《训纂篇》，已亡佚。生平事跡见《汉书》卷八十七。

　　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周秦时代每年秋收后都有政府使者到各地採集民歌、童謡和方言异语等，以供朝廷考察民情。扬雄在前人所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亲自向各地来京的士人、兵士等调查并且记录此类材料。他所用的方法是：“常把三尺弱翰，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於槧。”（《答刘歆书》，又见《西京杂记》）这样沿续了二十七年时间，终於撰成《方言》一书。据应劭《风俗通义·序》，此书共九千字，但今本却有一万二千九百餘字，几乎多出三千字，大约是后人增益的。又，扬雄与刘歆往返书信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方言注·序》亦称“三五之篇”，但今本仅存十三卷。

　　《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匯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此书涉及的地域，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甌，四南至梁益蜀汉。书中所收不仅包含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地区的汉语方言词匯，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词匯。如秦晋北鄙的方言中杂有“狄”语；南楚的方言中杂有“蛮”语；南秦的方言中杂有“羌”语等。

　　本书每卷所收词匯皆不标门类，不过实际上大致是参照《尔雅》的体例，分类编次的，如卷一释詁，卷三释草木，卷四释衣物，卷五释器具，卷八释禽兽，卷九释兵器舟舆，卷十一释爬虫等。释词的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或若干个同义词，解释词义后，再分别说明各地的不同方言词。例如：“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工而高且大者谓之坟。”（卷一）又如：“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秦曰了。”（卷二）对於词义明显的词，则不加释义，直接举出相应的方言词。如：“裙，陈魏之间谓之帔，自关而东或谓之襬。”（卷四）

　　《方言》所收的词匯包括古今各地的方言词，也包括当时各地通用的共同词匯或部分地区通用的方言词。对於这些类别不同的词匯各有专称，所有词匯约可分以下五类。

　　一、“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指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词匯。例如：“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二、“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通行於某一地或通行范围较窄的方言词。例如：“、莽，草也，东越扬州之间曰，南楚曰莽。”（卷十）

　　三、“某地某地之间通语”，指通行地域较广的方言词。例如：“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鍦，或谓之鋋，或谓之踪。其柄谓之矜。”

　　四、“古今语”、“古雅之别语”，指古代不同的方言词。例如：“假、、怀、摧、詹、戾、艐，至也。邠唐冀之间曰假，或曰。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宋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卷一）

　　五、“转语”、“代语”，指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匯。例如：“、鋌、澌，尽也。南楚凡物尽生者曰生，物空尽者曰鋌。鋌，赐也。鋌、赐、、澌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卷三）

　　《方言》正文后附有刘歆和扬雄往返书各一封。王莽的国师刘歆当时正在编纂《七略》，他写信要扬雄提供所撰《方言》，并拟将其录入《七略》。扬雄回信叙说了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和经过，又借故本书尚未写定，表示如果刘歆凭借威势或使用武力强逼他交出这本书，他将“縊死以从命”。由此可见扬雄对此书的珍视。

　　《方言》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汉代方言的大致情况，它是研究汉语发展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它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提供了大量汉代各地方言口语词匯；二是提供了汉代各地通用的共同词匯，间接透露了汉代社会存在共同语和方言的差异；三是间接提供了汉代方言地理的面貌。书中凡是一个地名常常单举的，那就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方言区域；某地和某地常常并举的，那也可能是一个方言区域。

　　《方言》对於文化史研究也自有其价值。从此书所记录的若干专门词匯中，可以看出汉代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卷三“臧、甬、侮、获，奴婢贱称也”一条反映了当时蓄养奴隶仍然很普遍；而从卷四所记衣物一类词匯，可以了解汉代人衣服的形制；从卷五所记养蚕用具在各地的不同名称，又可以想见当时南北各地养蚕业的发达。

　　清代有不少学者沿袭《方言》的体例，编辑了一些比较词匯研究的著作，例如杭世骏《续方言》、程际盛《续方言补》、徐乃昌《续方言补》、程先甲《广续方言》、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这些著作只是搜集和载録古文献所见的古代书面方言词匯，并没有继承扬雄记录活的方言口语词匯的长处。

　　扬雄《方言》自宋代以后有版本多种，经流传刊刻，颇多错漏、妄改。清代戴震以《永乐大典》本与明本校勘，并搜集古书所引《方言》及郭注的有关文字，跟《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正补漏，共改正讹字二百八十一个，补脱字二十七个，删衍字十七个，逐条疏证，撰成《方言疏证》十三卷。正文前有《提要》一篇，力主《方言》为扬雄所撰，并说明考订、疏通《方言》的原委和结果。此书最早有聚珍版丛书本。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对此书有评论：“《方言》十三卷，汉扬雄撰，宋洪迈以为断非雄作，先生实驳正之，其文详矣。先生以是书与《尔雅》相为左右，学者以其古奥难读，郭景纯之注语焉不详，少有研摩者，故正、补脱、删衍，復还旧观。又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具列案语。盖如宋邢昺之疏《尔雅》，而精确过之。汉人训詁之学於是大备。”

　　清代学者为《方言》作校勘、疏证的还有：卢文弨《重校方言》、刘臺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这些著作对扬雄的原著也有校订、阐发之功。近人周祖謨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是《方言》最佳的校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