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墨家学派的著作总匯。《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旧题战国墨翟撰。通行本有：明正统年间《道藏》本、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刊本、万历九年书林童思泉涵春楼刊本，清《四库全书》钞本、毕沅《墨子注》乾隆《经训堂丛书》本、桐城吴汝纶点勘诸子七种本、孙詒让《墨子闲詁》光绪二十一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宣统庚戌重定本等。

　　墨翟（约前四六八——前三七六），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创始人。鲁国人，一説宋国人。出身贫贱，擅手工机械制作。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习儒术，博於《诗》、《书》，因不满其「礼」烦琐，另立新説，聚徒讲学，徒属遍天下，形成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他身体力行，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吃苦精神。率徒奔波於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攻宋，他十日十夜赶至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止楚攻宋。墨翟一生，勤勤恳恳，备尝艰辛，「背周道而用夏政」，「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进行「上説下教」。他的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首领称为「鉅子」，墨翟是第一代「鉅子」。据《淮南子·泰族训》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正是带着这样一批徒众去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主张。梁启超説墨子很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会含笑不悔。」（《墨子学案》第六章）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墨子》五十三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有关他言行的记载，还散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墨子闲詁》辑有其传略。

　　《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翟弟子及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以上十説都分上、中、下篇，内容基本相同，为墨家三派各记其闻而成。《耕柱》以下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和弟子们的活动和言论。是研究墨子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料。《经》上、下，《经説》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后人称为《墨经》（或《墨辩》）。为后期墨家所著，集中论述墨家逻辑学説，对早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有新的发展，也包含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伦理学、经济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备城门》以下十一篇，记录墨子对战争防御和製造器械方法及战术措施的言论。有关教育的重要篇目有《修身》、《所染》、《尚贤》、《兼爱》、《非儒》、《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

　　《墨子》一书对教育在治国安民方面的重要作用有较充分的论述。《鲁问》篇説，「一农之耕」「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一妇人之织」「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一；「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相比之下，「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説，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説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对治国、修行的作用更大。又説，「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相比，自然教人耕更有功效。以此类推，「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所染》篇以染丝为例，譬喻人格是在教育和环境影响下习染而成。认为人的本性无善恶之分，犹如素丝，「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善恶都是后天习染而成。因此，作为士要选择好仁义的朋友，「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告诫人们，环境的影响，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造成不同的结局，为此必须抱谨慎的态度。

　　《尚贤》篇论述人才的标準和选用。《尚贤上》指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关键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执政的「王公大人」积极推举贤才，才是「为政之本」。贤才的标準有三：「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只要符合这三条标準，「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对无庸之辈，即使身居高位，也要让他下来，「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下》还提出了「为贤之道」。认为贤士必须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天下大治的局面，其中尤以「教人」最为重要。

　　「贤士」的三条标準，德行居於首位，其基本要求是「兼爱」。《兼爱》篇集中论述墨子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教育。认为天下之乱「皆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反之亦然。盗贼之起，诸侯之相攻伐，在墨子看来，都是由於亏人自利而不相爱。据此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改革理想，并设想主要通过教育，宣传「兼爱」思想，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墨子把「士」分为两类，一为亏人自利的「别士」，一为爱人若己的「兼士」，教育的社会作用，概括言之，就是「兼以易别」。

　　在道德规范中《墨子》十分重视「义」。《贵义》説：「万事莫贵於义。」《耕柱》説：「所为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民。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天志上》説：「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因此要「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於义」。怎样才算「为义」，《天志下》作了回答：「曰兼爱天下之人。」又説，「曰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所谓「义正」，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力正」恰好与之相反。

　　墨子极力提倡「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七患》説：「风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辞过》説，作为国君，衣、食、住、行都要讲究节俭，「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强调意志锻炼，躬行实践。《修身》篇説：「志不强者智不达」，又説，「雄（勇）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君子以身戴行者也」。重视意志锻炼主要是为培养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精神，「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上》），「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説上》），因此要求「强力而行」。认为国家安危和治乱，个人荣辱、贵践、贫富、饥饱、寒暖等不在命运，而在於人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对「兼士」而言，行义必须见诸行动，「言足以迁（举）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

　　「贤士」的第二条标準是「辩乎言谈」。墨子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时时不忘向弟子灌输「辩」的重要。《修身》篇説：「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又説，「慧者，心辩而不繁説。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上説下教。《小取》篇説：「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辩论的根据或标準，二是辩论的规则和方法。认识的正确与否，不能单凭口头上讲的名词概念，而要根据其反映的客观实际，「名」源於「实」，两者相结合才正确。还强调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注意事物或概念的分类，把「故」作为「立名」、「立辞」、「立説」的依据。墨子教育弟子，立论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不可强词夺理。在《非懦下》裡他批评儒者「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的説法，认为「仁人以其取捨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强调要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古言」，「辩」的目的就是要「明是非」，「明同异」，从而「处利害，决嫌疑」。

　　「贤士」的第三条标準是「博乎道术」。墨家讲的「道术」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除了文史逻辑知识外；还有生产劳动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军事防御知识等等。《非乐上》説：「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生产劳动是求得生存的根本，而从事生产劳动就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法仪》篇説：「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家门徒多出身於「农与工肆」，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增长了大量的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説上》、《经説下》、《小取》、《大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研讨辩论中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有阐发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命题，包涵数学、光学、力学、心理学等内容，保存了我国古代教学运用实验法和定义法的最早纪录，丰富了墨家教育内容、墨子还从「非攻」出发，教育弟子学会防御战争的各种措施和製造各种器械的技术。从《墨子》书中的《备城门》以下至《杂守》共十一篇都是墨子回答弟子的记录，其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城池建设要求，守备设施安排，物质装备，兵力部署，将卒选用，器械製造，武器使用等等，但这部份编简讹脱最多，文字过简，不易卒读。

　　《墨子》一书在要求贤士求学过程中，有比较明确的教学思想。它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三，《经上》称：「知：闻、説、亲。」《经説上》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説也；身观焉，亲也。」闻知是指通过教师传授得来的知识；説知是指经过推论得来的知识；亲知是指亲身经歷所得的知识。如何辨别知识的真伪，也有三条标準，称为「三表」或「三法」：「上本之於占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一。获取知识的条件和过程，《经上》篇分述了四个方面：一是「知」，指知觉本能；二是「虑，指思维活动；三是「知」，指认识求知过程，四是「智」，指检验认识正确与否。

　　墨子认为教育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施以不同的内容和方法。《鲁问》篇记载墨子游説列国，学生问他：「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墨子説：「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对学生要因材施教，「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説书者説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先秦时，墨与儒并称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渐微。魏晋时，《墨子》中的《经》、《经説》及《大取》、《小取》诸篇，引起嗜谈名理的玄学家们的兴趣，张湛、司马彪引《墨经》为《庄子》、《列子》作注，鲁胜曾作《墨经注》，但他们对《墨子》的政论部份并不重视。鲁胜的《墨经注》今已不传，《汉书·艺文志》所云「《墨子》七十一篇」由於长久无人检阅整理，又经汉末及魏晋兵乱，已散佚不全。《隋书·经籍志》记「《墨子》十五卷，目一卷」，但未言篇数。《旧唐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郑樵的《通志》均同《隋书·艺文志》。到清代，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墨子》虽云十五卷，却仅存五十三篇，较《汉书·艺文志》所记已缺十八篇。这仅存的五十三篇也由於编简的脱烂及钞写刊刻的失误，使文义晦昧难通，乾隆时经毕沅校注始稍稍可读。其时，又有卢文弨、孙星衍、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等续为考释，尤以王氏父子最有成绩。孙詒让在前辈及同代十餘位学者校注的基础上完成了《墨子闲詁》，为较系统完整的本子。其他研究著作还有王闓运《墨子注》、吴汝纶《墨子点勘》、刘师培《墨子拾补》、张纯一《墨子集解》、尹桐阳《墨子新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