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孔丘（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记录和传闻整理而成。东汉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宋程颐、朱熹则认为出於有子、曾子之门人。汉代列入「七经」，为儒学基本教材。元以后为士子必读课本。初有今文本《鲁论》与《齐论》及古文本《古论》三种。西汉张禹依《鲁论》二十篇，兼考《齐论》，作章句，称《张侯论》。郑玄在此基础上，又综合各本，以成今本。歷史上较有影响的版本有：魏何晏等採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王肃诸家之説，并下己意，作《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作《论语义疏》。宋邢昺又因皇疏作《论语正义》，即今《十三经注疏》所採。朱熹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著《四书集注》。清刘宝楠集乾嘉学者考证，为汉注作新疏，亦称《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作《论语集释》，徵引最富。杨伯峻作《论语译注》，便於初学。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世人尊称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孔子少时「贫且贱」，年十五岁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年轻时曾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三十岁，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回、子路、曾参等是早期的弟子。五十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歷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志欲改良时政，復兴周礼，然终不见用。在外十四年，六十八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餘人。

　　《论语》全书基本採用问答体裁，分二十篇，其序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论语》一书蕴涵的思想非常丰富，在教育方面尤为突出。

　　「举贤」是《论语》强调教育的出发点。在西周，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宗法来保证的，按照周礼，政治权力的分配，只能根据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世袭制，局限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孔丘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改良派，他在政治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復礼」，但他并不是要求全盘回到西周，而将「举贤」作为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使世袭制的旧框子里容纳「举贤」的新内容。因此《论语》以培养「贤才」为教育目标，提倡「学而优则仕」（《子张》）。教育的作用，就是培养从政的人才。它孕含着这样的思想：不学习，或者虽学而不优，就没有任官资格。「学而优则仕」作为与世袭制相对立的原则被继承下来，对以后二千年的学校教育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举贤」为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论语》也就提出「有教无类」（《卫灵公》）的主张。「举贤」主要是向平民开放政权，「有教无类」的实质就是吸收平民入学。《论语》同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人性论依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认为人的天赋素质并无特殊差别，人的不同，植根於后天的影响。这是中国式的最古老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论语》的「举贤」説及其全部教育思想，均建基於此种天赋平等的人性论。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适应「士」阶层的兴起、文化下移的歷史潮流，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语》主张「为政以德」（《为政》），所以对「贤才」的主要衡量标準就是道德的完善。道德概念的核心是「仁」，《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其基本的精神是「克己」与「爱人」。「克己」即以礼约身，一切行为都遵守礼的準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的占有上谨守等级名分，克制超越礼制的欲望。《论语》以「义利」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準，「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里仁》）。反对超越等级名分的不义之利，谓「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述而》）。与自我修养的心理基础「克己」相连，道德实践的客观表现就是「爱人」。克己而爱人是道德修养的全过程，即「忠恕一贯之道」。《论语》强调「爱人」的特点首先是以「孝悌」为本。「孝」属於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係；「悌」属於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係。这一纵一横的关係交织和延伸为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论语》继承周代贵族伦理思想的传统，尤其重视孝道，以增强血缘关係和氏族分子的向心力。《论语》中的「爱人」作为一个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它是在坚持区别不同阶级和不同等级即爱有差等的前提下，要求普遍推及於全体社会。据此，提出「泛爱众」的思想，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使民以时」（《学而》），这些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形式。由「爱有差等」到「泛爱众」，就是「爱人」这一道德原则所要求的调整全社会人与人的关係的全部涵义。其实质是力求在巩固氏族血缘关係的基础上，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并使这种等级秩序保持一种近乎均衡、协调的状态。

　　《论语》以「仁」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教育，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朝闻道，夕死可也」视追求真理高於一切的精神；「仁以为己任」的社会义务感；「杀身成仁」，「守死善道」的理想人格；以及基於协调社会群体关係而提出的诸如「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行为準则，其中所包涵的合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些特点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语》记载的孔子的基本教学科目是「诗」、「书」、「礼」、「乐」。要求「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泰伯》），并强调「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又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由於「礼」在当时已流於形式，失去了对思想情感的约束作用，因此孔丘感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鐘鼓云乎哉」（《阳货》），主张「礼，与其奢也，寧俭；丧，与其易也，寧戚」，认为「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仁」，「礼」就没有意义了。

　　《论语》记载了孔丘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教学方法。其要点是：一、启发诱导。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準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论语》载颜回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二、因材施教。记载了不少孔子评论学生个性的事例，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先进》）；「德行：颜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朱熹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见。」三、学与思结合。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要求对学习的内容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择善而从，由博反约，举一反三，温故知新。并主张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指出一个对任何事情不问几个「如之何」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还特别强调学习必须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勿妄测，勿武断，勿固执，勿自是。四、学以致用。即学习所得必须见之於行动，《论语》载孔丘观察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钓名沽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在道德修养上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过」，认为最担忧的事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