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原有三百八十九篇，经西汉刘向校定为八十六篇，至唐，又亡佚十篇，今存七十六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实係战国时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其中也有汉代附益的部分。通行本有：南宋初刊唐尹知章（旧题房玄龄）《管子注》，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管韩合刻本》、弘治年间刘绩《管子补注》，清同治十一年戴望《管子校正》本，一九五六年北京科学出版社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本，一九八七年广西人民出版社赵守正《管子注释》本。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説：「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故次相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可见《管子》在西汉前已广为流传，且与管仲有密切关係。

　　管仲（？——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謚号敬，又称管敬仲。潁上（潁水之滨，在今安徽）人。早年家贫，曾经商。后由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任为卿，执政四十年，辅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曾对政事、教育进行改革，率先建立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的制度，分国都为十五乡和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置官吏，分别对「四民」进行文化、武艺、农技、工艺及经营买卖的知识技能训练，发挥「四民」分业父子相传与职业群体的彼此影响作用，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确立选拔人才制度。以「好学」、「慈孝」、「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众」为基本条件，经「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齐桓公）所訾相」，然后授官，使选举制度发生广泛的社会教育作用。肯定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并指出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提出「仓稟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

　　《管子》中相当部份是出於战国时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之手。稷下学宫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设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广招文学游説之士，任其讲学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著名的有邹衍、淳於髡、田駢、慎到、接子、环渊、宋鈃、尹文、田巴、鲁仲连和荀子等。匯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或「齐学」。

　　全书可分为八个部份：《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説；《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心术》、《白心》、《内业》等篇阐述关於「精气」的学説和排除主观成见的「静因之道」；《九守》等篇论述了名实关係；《轻重》等篇对经济问题作详尽论述；《五行》篇提出「三分损益説」来确定五音；《水地》篇提出了以「水」为万物根源的思想，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论及教育的篇目有《牧民》、《权修》、《小匡》、《君臣》、《侈靡》、《任法》、《明法》、《心术》、《内业》、《版法解》等。

　　关於《管子》的思想体系，各家多有歧议。《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而自《隋书·经籍志》后，正史皆将其列入法家。近人多以为其内容庞杂，缺少中心思想。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中则认为，《管子》书虽然较杂，但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其中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明法》説：「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认为用法治管理国家，政策才能举而畅行无阻，「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任法》）但认为法治必须跟礼治结合起来，用法的手段推行仁义礼乐，又用礼的教育规范民众，从而将百姓统一於国君之下。「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於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任法》）因此，把礼、义、廉、耻四德，称之为「国之四维」。《牧民》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説，「礼不逾节」，即不超过等级制度的规定；「义不自进」，即不以不正当的门路谋取官位和财产；「廉不蔽恶」，即不隐蔽坏事；「耻不从枉」，即不追求不姑息邪枉之事。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重视对民众教育，《权修》説：「一年之计，莫如树穀，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穀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教育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必须把它放在治国首位。《君臣上》説：「故施捨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止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二）认为教育要适应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认为人在本质上都是「见利而趋」「见害而避」的。《禁藏》説：「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如商人做生意，长途跋涉，夜以继日，渔家在大海漂泊，不怕冒险，都是由於利的吸引。「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另一方面，「凡人者莫不恶罚而畏罪」，这是「避害」的表现，实质上是出於利己之心。这种被认为是出於本能的趋利避害倾向被看作是施行政教的驱动力和根据。要求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而加以利用。同时指出，本能的趋利避害所追求的乃是私利，而非公利，所谓利用，乃是因势利导，把追求私利的本能倾向引向实现公利即「国富」、「威行」的目标和要求。因此不能一味迁就民情，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侈靡》説：「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法法》又説：「夫善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通过「劳教」、「死教」，使人民深信唯有遵守国家法令，致力於耕战，才能得到个人的利益，从而排除「私心」，倡行「公义」。

　　（三）赞美道德教化，提倡「静因之道」的修养方式。《管子》继承了管仲「教不善则政不治」（《国语》）的思想，重视道德教化。《侈靡》篇説：「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靄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窵然若謞之静，动人意（忆）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性）往。」教化是以启发和感化为其特征的，是通过榜样的影响，使人们从内心真切地感受到、体验到一种令人神往的至高无上的美德，从而达到「贤者不肖者化焉」。而政令则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徵，用强制的手段驱使人们。作者认为，治理国家光靠政令不行，还要用教化培养人们道德观念，使服从国君的统治。教化需要榜样的表率作用，关键在於君上。《君臣上》説：「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权修》篇也説「上身服以先之」。人君树立好的道德榜样，人民才会受到感化。如何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作者提出了「静因之道」。《心术上》説：「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心要保持虚静，排除一切主观成见，完全因循客观事物，像镜子一样如实反映。具体地説，就是「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人的内心境界好比房子，要打扫乾凈，道德才能进来。故要去私欲去成见，以「虚」相待，「虚」即是「洁」，然后洞开耳目感觉器官的门户，主动吸收道德教化。《内业》説：「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又説，「凡人之生（性）也，必以平正」。人性因喜怒忧患的情绪干扰而失去「平正」，要达到「平正」就须「内静外敬」。内心安静，外表恭敬，就能使人性「大定」，道德也可养成了。

　　（四）倡导「四民分业」的社会教育。《小匡》用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谈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令。管仲认为「士、农、工、商」是国家的基石，不宜杂处，应根据他们不同的职业特点划定居住区，形成有利於社会教育的群体环境。提出「处士必於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同业人聚居在一起，为士者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为农者则可以交流经验，「察其四时，权节其用」；为工者则「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以改良技术；为商者则「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价）」，以交流市场信息。同业聚居，并教育子弟，从小人人养成习惯，安於本业，而不见异思迁，「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五）提倡「德」与「法」统一的人才标准。《霸言》説：「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贤才的标准是什么？《君臣上》説：「能上尽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择「辅相」，必须「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君臣下》）；择军官或地方官，「罚避亲贵，不可以使主兵」，「临事不信於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要避免「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立政》）。还重视人才的考核，《明法》説：「言者责之以实，誉人者试之以官」，「试於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於官而事治者则用之」，「言而失实者诛」，以达到「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试官」。

　　《管子》一书内容驳杂，是学术界公认的。晋傅玄曾指出：「《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説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鄙俗。」（引自刘恕《通鉴外纪》）唐孔颖达、杜佑等也怀疑《管子》是「后人所录」或「后人续之」。宋苏辙《古史管晏列传》认为它是「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説而增益之」。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则认为它「大抵参入者战国、周末之人」。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认为「其中一小部份当为春秋末年传説，其大部份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郭沫若认为「《管子》书虽然不是管仲所作，但多取材於齐国官书档案」，「它大抵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份是齐国旧档案，一部份是汉初开献书令时由齐地匯献而来的。」（《奴隶制时代》）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则认为它是齐稷下学宫的「学报」。

　　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明刘绩《管子补注》、翁正春《管子评林》，清洪颐煊《管子义证》、宋翔凤《管子失误》、俞樾《管子平议》、戴望《管子校正》，近人章炳麟《管子餘议》、罗根泽《管子探源》、刘师培《管子斠补》、邵瑞彭《管子隐义》、郭沫若和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