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又名《春秋外传》、《左氏外传》。二十一卷。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著。通行本有：宋宋庠《国语补音》的明张一鯤刊本、吴郡金氏泽远堂翻刻本、清孔传鐸刊本；宋《天圣明道》本的清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影写翻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排印本等。

　　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説復姓左丘，名明；一説单姓左，名丘明。曾任鲁太史。其生平事迹史籍中有关材料不多。最早记载为《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此，知道他与孔子同时，或谓在前。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説：「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入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又班固《汉书·艺文志》説：「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经也。」他们不仅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依据《春秋》而作，《国语》亦是左氏所作。司马迁《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国语》是一部春秋时期的国别史，计有《周语》三卷，《晋语》九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起於周穆王之叙，止於晋国赵、魏、韩三家合灭智伯，共歷五百餘年。主要记载周、鲁、齐、郑、楚、吴、越等国的事迹和群臣言论，其中保存了若干重要的教育史料。

　　《晋语四》记载，晋文公想让阳处父当太子的老师，征求胥臣意见：「其能善乎？」胥臣説：关键在於太子本人，「质将善而贤良赞之，则济可竣（俟）。若有违质，教将不入，其何善之为！」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教育者的素质制约，教育只能利用其素质，却不能改变其素质。但也不是「教无益」，好比言有美质，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通过学习才能入道，「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这无疑是最早的较完整地论述教育在个性发展中的作用的史料。《晋语八》还记载晋悼公任命公族大夫时説的话：「夫膏梁（富贵子弟）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諗（告）之，使镇静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则徧而不倦；文敏者导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则过不隐；镇静者修之，则壹。」公族大夫负责公族及卿的子弟的教育，因此国君对公族大夫的人选十分慎重，要挑选具有「惇惠」、「文敏」、「果敢」、「镇静」四个方面品质之一的大臣担任。当然，挑选太子的老师要求更高，「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於教也，使为太傅。」这也是较早的选拔师资的史料。

　　又如《楚语上》关於贵族教育的科目的史料，也很有价值。楚庄王命士亹作太傅，士亹怕难以胜任，於是去请教贤大夫申叔时，申叔时告诉他太子应习的科目有九种：《春秋》，「为之耸善而抑恶」，「戒劝其心」；《世》（贵族宗谱），説明有德者世显，昏乱者世废，以为鉴戒；《诗》，培养道德情感和意志；《礼》，使懂得「上下之则」，便於循规蹈矩；《乐》，荡涤邪念，克制浮躁；《令》，瞭解百官职责和处理政事之要；《语》（贵族言论的记录），知道先王以德治而使民心归附的道理；《故志》（旧史），瞭解国家兴废从而心存戒惧；《训典》（《尚书》主要内容），明白族类亲疏以区别对待。这九种科目即所教授的书目，内容包括政治、伦理、歷史和文艺等方面。申叔时同时还讲述了相应的教学方法：「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这差不多可以成为宫廷教育的第一个完备的教学大纲。

　　《齐语》记载管仲担任相国时，推行改革，实施以「四民分业」的社会教育和「三选」法选拔人才的史料则更为丰富。管仲任相后，建议齐桓公改革齐国行政组织，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即在国都城郊以内按士、工、商三业而分居其职所，野外划分为五属，使农业人口定居。这样，「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使之分业聚居，世代固定在某一职业上。同时，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管仲説：「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这种教育是通过按职业聚居来创设具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对士的教育，文武并举；对农、工、商的教育，则偏重於职业技术训练。管仲还提出「有居处好学，慈孝於父母，聪慧质仁，发闻於乡里者」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众者」，从农人中选拔士。桓公採纳了他的建议，并以同样标準，通过「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的「三选」制，对士进行考察，从士中选拔官吏，直至「升以为上卿之赞」。「三选」法是歷史上比较可靠的取士制度的最早记载，这虽然不是教育制度，但它所规定的取士标準却制约着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而「三选」举贤的制度确实也造成了一种社会教育的氛围，「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由此，「故民皆勉为善。与其为善於乡也，不如为善於里；与其为善於里也，不如为善於家。」在士农之乡形成讲道德、习武艺的社会风尚。

　　西汉以来，大多数人认为《国语》和《左传》同是左丘明所作，因此称《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自唐代开始有人怀疑这个説法，学术界莫衷一是。今一般的意见是：《国语》可能为各国史官的原始记载，经过史家的整理基本上保存着本来面目，只是详略取捨而已。今本《国语》二十一卷，与《汉书·艺文志》所记相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考，卷数「互有增减，盖偶然分併，非有异同」，诸书引文偶有不同，也可能出於传钞之误。三国时韦昭注本《国语解》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在它原叙中提到的贾逵、虞翻、唐固等各家注本，已佚，只在清汪远孙《国语三君注释辑存》里辑有其注释若干条。

　　有关研究著作还有：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汪孙远《国语发正》、黄模《国语补韦》，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誥《国语集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