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説》，又名《文中子》。十卷。隋王通撰。王通死后由其门人编辑而成。通行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六子》本、《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

　　王通(五八〇——六一七)，字仲淹，绦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亲教读经，幼有大志，广师名儒。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精研儒学，慨然以治国平天下自许。隋仁寿三年，西游长安，针对时弊，上《太平十二策》，受大臣阻挠，未被纳用。退居河汾白牛溪，从事著述和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受业者千数。河南董常、太山姚羲，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咸、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钜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皆及门受业。大业中，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辞以疾，不至。死后门人私谥曰「文中子」。所著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后人称爲《王氏六经》，此书在宋代已失传。平日问答之语，由门弟子薛收、姚羲等辑录，倣《论语》体裁，编爲十篇，名爲《中説》，著述今仅存此书。《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二一〇《王勃传》都附有王通的事迹。

　　《中説》是一部教育著作。全书共分十篇：一、王道篇，二、天地篇，三、事君篇，四、周公篇，五、问易篇，六、礼乐篇，七、述史篇，八、魏相篇，九、立命篇，十、关朗篇。对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王通都有论述。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认爲教育目的是培养爲王道政治理想奋斗的「君子」。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认爲「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居今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礼乐篇)一个人能否成爲人才，关键在教育，「得失在乎教」(立命)。教育作用能否发挥与人性有关，他认爲人心分「道心」「人心」两种，道心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善性」，人心是爲利欲之「恶情」，道心是善的，称爲「性」，人心是恶的称爲「情」，两者同存于人的「心」中，由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问易)。教育的作用就是把人心中固有的五常「善性」培养成爲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由此必须排除人心对道心的干扰，即「存道心，防人心」，「以性制情」(立命)，从而充分发挥人们心中固有的「善性」。这种观点是继承孟子、荀子、董仲舒及佛教的人性论思想而又有辩证发展。

　　二、关于国家的兴衰与人才的关係。他説：「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立命)。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兴王道的君子，「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天地)。君子所求之道即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与小人学习谋私利根本对立。由此他把仁义礼智作爲君子修养的标准，认爲「仁义其教之本乎!」，「礼其皇极之门乎」(礼乐)，「智者乐其存物之所爲」(天地)，四种修养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整体。君子的道德修养内容是多方面的。王通提出君子应「无私」、「至公」，成爲宋明理学教育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源头；要求君子「躬耕」的思想对元明清几朝重要教育家都有较大影响。

　　三、关于教育内容。王通从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出发，主张採用儒家所传经典爲教材，以《六经》作爲主要教育内容，他説：「《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魏相)。在六经中，他主张首先用《诗》、《礼》进行教育，因爲「夫教之以《诗》，则出辞令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立命)。达到了这些爲学做人的基本要求，才可以进一步学习其馀四经。「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礼》，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立命)。他认爲这个学习顺序的根据是「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立命)。学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否则学习效果不佳。王通在教育内容上力排鬼神迷信之道，採取「敬而远之」(天地)的态度。

　　四、在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方面。王通提出要合乎君子的标准，学者首先须穷理尽性，他説：「曲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公)、「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问易)。把道德修养的过程归结爲知命、穷理、尽性。尽性即指尽先天善性——仁义礼智信；穷理即学《易》，「《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反也」，「不学《易》，无以通理」(立命)；知命即「知人事」，「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同上)。其次，王通认爲学者应正心主静，他把化人之道归结爲「正其心」(事君)，即排除妄念，心地纯正。爲了做到正心，必须做到诚与静：「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蹈，直而有礼，其惟诚乎」(问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唯有道者能之」(周公)。第三，王通提倡「敬慎惧诫」，他説：「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见，悚惧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礼乐)。第四，王通认爲君子的道德修养还包括思过迁善，闻过知改，他説：「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爲诫也」(问易)，「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关朗)，「过而屡闻，善矣」(周公)。认爲君子应能改过补过，「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天地)。

　　五、在教学思想方面。王通首先提出教学是知、行、安的过程，「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礼乐)。学习过程由知开始，但不停留于知，而是向行发展，并认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魏相)，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由此再上升到「安之」境界，即自觉地主动地坚定地学习并身体力行王道。其次，重视问对的方法，他説：「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问易)通过问对啓发诱导学生的道德思维。他主张「问则对，不问则述」(魏相)，把问对与讲解相结合，《中书》全部是王通本人与弟子的问对，极其精采。第三，他不主张泛观博览，要求以道和义爲中心，勤学精思，他説：「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天地)，又説：「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魏相)。

　　六、王通的师道观。他高度评价教师的作用，认爲教师的作用是传道授德。有学生问王通「然则无师无傅可乎?」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傅又不可废也」(天地)，他认爲「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也，其惟明主乎?」(问易)既突出了教师的作用，又指出师与道的关係，教师的作用是传授王道，但又无常师，道在则师在。王通认爲教师的另一个作用是「授德」，即向学生传授「德业」，培养他们成爲君子。他説，君子「度德而师」，德业所在即师傅所在，「广德而师，易子而教」(立命)。王通也论述了教师应有的修养条件，教师应「从师无常、诲而不倦」(同上)，热爱学生，以身作则「不言之教」(述史)即教师本身的示范，主张身教与言教结合，身教又重于言教。

　　王通的教育思想是孔子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对隋唐和宋明理学教育思想有较大影响，他的某些观点成爲理学教育思想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教育由天命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的过渡中起了承上啓下的作用。

　　自宋以来，对王通及《中説》之真僞一直争论不休。最早怀疑《中説》爲僞书者是北宋的宋咸，南宋洪迈也认爲此书「爲阮逸所作」。明初宋濂不相信是阮逸僞作，而认爲是王通之子王福郊、王福畴僞造。清人俞正变则认爲是王通之弟王凝父子僞造，清末梁啓超认爲是王通自己僞造。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肯定隋时实有王通其人，唐时实有《中説》其书。有关《中説》的研究著作有北宋阮逸的《文中子説注》，今人尹协理、魏明《王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