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约成于唐开元八年(七二〇)，通行本有：宋刊本、元刊本、明成化刊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一九六二年日人原田种成《贞观政要定本》(此本最完备)，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吴兢(六七〇——七四九)，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时任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等职，与刘知几等一同编撰《武后实录》。玄宗时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继续参与国史编撰，累迁太子左庶子。撰史主张叙事简要，直书不讳，时有「今董狐」之誉。曾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晚年以梁、齐、周、隋五代史繁杂，曾加以别撰，惜不传。所著仅存《贞观政要》。《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一三二有传。

　　吴兢历仕四朝，晚年颇感当时政治文教已不如唐初，欲爲当政者提供史鉴，于是缀集旧闻、参详旧史，记贞观间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四十五人间的政论问答及有关谏诤事迹与当时政治文教设施等，意在劝戒。书成后曾进呈唐玄宗。

　　《贞观政要》四十篇，每篇商讨一类问题，包含若干章，全书共二五八章。对唐初立国方针、文教政策、刑罚贡赋、人才标准、道德规范、君民关係、太子教育、征伐安边等记载较详，是一部系统总结贞观之治历史经验的著作。其中，《政体》、《任贤》、《群臣鉴戒》、《择官》、《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仁义》、《慎所好》、《崇儒学》等篇较多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教育思想。有吴兢自序、元代戈直序、吴澄序、明宪宗序。

　　《贞观政要》中的教育思想，可归纳爲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崇儒重教爲基本国策。唐太宗以「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诚信》)爲治国方针，以崇儒重教爲此方针的核心。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兴亡原因，以爲鉴戒。他批评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老、释，以致亡国身死。又批评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自谓：「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慎所好》)鲜明地表示以儒学爲指导思想，认爲帝王对儒佛道的态度爲国家的治乱盛衰的攸关，把崇儒重教放在爲政治国的首要地位：「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君臣鉴戒》)他下诏在国子监中立孔子庙，以仲尼爲先圣，顔子爲先师，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衆、杜子春、马融、卢值、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并用其书，垂于国冑」。太宗数幸国子学听讲儒经。命顔师古、孔颖达撰定《五经》疏义，付国学施行。「国学增筑学舍四百馀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衆艺。」「学生通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崇儒学》)。由此确立了唐代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形成了较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推动了贞观年间儒学教育高峰出现：「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同上)

　　太宗认爲人性相近，但「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爲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同上)这是对教育与人性关係的朴素唯物的解释。他还説；「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纳谏》)。他拿自己与尧、舜相比，认爲自己不是圣人，而是璞玉，「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爲万代之寳」(《政体》)。像魏徵那样能直言亟谏的大臣即是他心目中的琢磨璞玉的「良工」。他主张博览经史，谓「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悔过》)。

　　二、以德才兼备爲择官标准。唐太宗从封建政治需要出发，高度重视官员的选任，并提出了选才标准。他説：「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爲本。」(《崇儒学》)又认爲太平之世与乱世用人应有所不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从魏徵议，以忠、孝、信、廉爲德行标准，要求官吏做到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进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愿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絶其源，转祸以爲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爲不谀，敢犯主之严顔，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同上)强调「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兢进(同上)。」主张量才受职，宁少毋滥。

　　三、君主正身修道以爲臣民榜样。唐太宗认爲要使官民奉法，百姓知廉耻，皇帝自己首先应成爲遵行道德的榜样。他説；「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慎所好》)他説，古来帝王凡以仁义爲治者，国祚延长；以暴力施政者，败亡亦速。「隋炀帝岂爲甲仗不足，以致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叛怨故也。」(《仁义》)。又説：「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有其性命。」(同上)

　　太宗最大的特点是鼓励臣下直谏：「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他清醒地认识到，帝制时代政治好坏击于帝王一身，而「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同上)在读到房玄龄等撰实录时，指出其中关于玄武门事件记载模糊，要求吏官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不爲隐讳。书中不乏此类「正身」的实例。

　　四、重视太子诸王教育。唐太宗居安思危，爲谋封建王朝长治久安，十分重视太子诸王教育。他説：「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任贤》)，「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尊敬师傅》。他认爲成王之所以爲「圣君」，是因爲从小受召公、周公辅导，而胡亥之所以残酷暴虐，旋踵而亡，是其老师赵高「教以刑法」的结果。以此特别强调「尊敬师傅」的重要意义：「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黄帝学大颠、颛项学录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号叔。前代之未，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尊敬师傅》)他下令设三师之位，规定三师之职责是「以德道人」，选拔的标准除学问精通外，尤注重忠、孝、信、诚、刚直的道德品质。

　　《贞观政要》记事远比《唐书》、《资治通鉴》详细，是研究唐太宗和初唐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历史材料。唐以后各朝经筵进讲常用此书。

　　研究《贞观政要》的著述有：元代戈直採录柳芳、欧阳修、司马光、宋祁、曾巩、张九成、胡寅、叶适、真德秀等二十二人议论，并加注释，于元至顺间整理编爲《集论》，日本原田种成编有《贞观政要语汇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