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二卷，一本作四卷。唐太宗李世民撰。成书于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一説成于贞观二十二年。后世常以武则天《臣轨》与之合刊。《旧唐书》、《新唐书》皆有著录，至宋时已佚其半，元吴莱征云南僰夷时，始得完书。后编入《永乐大典》，清乾隆间四库馆臣复从中辑出。清时又有日本宽文本传入。主要版本有：日本宽文年间(约当清嘉庆间)刊本，清咸丰间伍氏《粤雅堂丛书》据日本传本刻本，一九二四年东方学会铅印罗振玉据日本宽文本校刊本；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校刊本及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世民(五九九——六四九)，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唐王朝建立者李渊次子，六二六——六四九年在位。隋大业十三年(六一九)，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建唐后，封秦王，屡统兵出征，扫平群雄，逐次统一全国。置文学馆，集十八学士，以供咨询。武德九年(六二六)，发动玄武门之变，获帝位，次年改年号贞观。适时变更，确定「偃武修文」国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爲相，强化中央集权，修订律令，简政裁员，严行考核，发展科举制度，注意吸取庶族士人参政，扩大统治基础。注重发展经济，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外防止侵扰，促进四邻间经济文化交流。对内加强各民族间联係。重文教，行崇儒兴学政策，以儒学爲治国指导思想，以道德、学问爲选官标准，重用儒生。大力发展学校，贞观年间国子监规模宏大，常住生员达三千馀，并可容八千人讲学，是七世纪中叶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并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完备的教学制度。注重文化建设，亲自过问修史和整理经书古籍。性好求知，通经明史，能诗善赋，长于书法。其在位期间政绩卓著，以「贞观之治」著称于世。晚年纳谏之心有懈，决策亦有重大失误。一生所著诗文诏令汇爲《唐太宗集》。生平资料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太宗本纪》，及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

　　《帝范》专爲太子李治而著，爲诫子论政之作，实爲帝王「家训」，其序云：「汝(指李治)以年幼，偏锺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馀每此爲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运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涣焉。所以披镜前踪，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诫云尔。」言辞恳切，深以继位者爲忧，其意已远远超出一般家训。全书分上、下卷，十二篇，前有序，后有后序。文体骈散兼用，语句典雅优美。各篇名如下：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原有唐贾行注和韦公肃注，今本注无姓名，疑爲元人因旧注而补作。

　　「序」。先述帝王之位乃皇天眷命，「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全凭王者「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得之。次写自己创业之艰难：以弱冠之年，「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丽之陈，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欃枪而廓八紘。」再表撰著之目的：希望太子以史爲鉴，持身治国，「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以保唐朝长治久安。

　　「君体」。闸述帝王治理天下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宽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威德致远，慈厚怀民，仁抚九族，礼接大臣，「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建亲」。论述分封亲族对稳固帝位的重要性，列举历史上周、秦、汉、魏各代实行封建与否的得失，强调「封建亲戚，以爲藩卫。」认爲实行分封须注意防止两种偏差： 一是「封之太强，则爲噬脐之患，」导致诸侯反叛朝廷；二是「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会使帝王孤立无援。如欲既分封置屏，又不致爲害，「莫若衆建宗亲而少力。」

　　「求贤」。説明求贤任贤对创业治国的重要作用：「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这是因爲，「舟航之絶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鹤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国也，必藉匡弼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则逸。」强调要看重人才的价值：「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要求认识人才的特点，注意搜访求索：「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候风云之运；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以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才，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审官」。论述如何审察、选择、任用官吏，以爲治国安邦之要。以巧匠制木爲喻，先説明「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因材而用：「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再指出：「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同时，「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鷄。」小才不可大用，大才也不可小用，量才授官，方能于国于民有益。

　　「纳谏」。阐述国之兴衰，其要在于君主能否听取谏劝。认爲「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因此必须「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説。」只要其议可观，其理可用，就不必在意其方式方法，不必在乎其身份贵贱。由此造成「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君臣之间无「隔情」的朝风。

　　「去谗」。描绘谗佞之徒的嘴脸，指出其危害，告诫后代帝王远谗臣，杜谗言。指出谗佞之臣的若干特征：「争荣华于旦夕，竟势利于市朝」；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取悦君上；朋党比周，迫害忠良。并分析了谗臣难絶的客观原因：「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説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因此君主应懂得「病就苦而能消」，「命因甘而致殒」的道理。

　　「诫盈」。主旨在于反对奢侈，着重説明帝王如奢侈无度，将会招致「倾危」之患。指出，如君主高台深池，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必致徭役烦，人力竭，赋敛重，民财匮，农商之业废，人民糟糠不足，「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要求帝王「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

　　「崇俭」。説明节俭对于治国理民的意义。提倡效法古时贤君，「茅茨不剪，採椽不斲，舟车不饬，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进而要求节制情欲，紧闭耳、目、口、鼻、身五关，「五关近闭，则令德远盈。」荣辱、安危，全击于崇俭与否。

　　「赏罚」。阐述赏罚得当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由天有寒暑论及国须有赏罚。认爲治国既要讲仁爱行赏，又须立教令施罚。「显罚以威之，明赏又化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罚之戒民不犯法，赏之劝民安其业。

　　「务农」。认爲农业是富国、富家之本，表达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沿袭「仓库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的思想，强调「食爲人天，农爲政本」。主张禁絶伎巧，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欲反其真，」以养仁义之心，絶贪欲之念。

　　「阅武」。指出好战与忘战皆不可取，并説明战备和用兵的目的与原则。认爲：「好战则民彫”，「忘战则民殆」；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原则是「农隙以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并赞同孔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告诫，以爲用兵目的在于「利天下」。

　　「崇文」。着重阐明文治在战争结束后的必要和重要。认爲天下平定后，治国方针应适时变更：「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爲本。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此主张「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表明唐前期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并自觉认识到军事行动和文化建设具有不同作用，故须因时而用，有所侧重：「文武二途，捨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后序」。强调十二篇乃帝王施政纲领，坚持之，国将兴；背弃之，国必亡。「安危兴废，皆在兹乎!」进而指出：「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知道纲领不难，将其付诸行动却难，坚持实行到底更难。最后总结即位以来的过失，告诫太子以之爲戒。并提醒：「汝无纤毫之功」，尤应崇善广德。「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范》十二篇每两篇成一组，其意或相对，或相近，或相辅，叙述某一方面爲君之道，情感饱含，期待殷切，几如耳提面命，宜知宜戒，于常人亦有啓发。日本刊本《帝范》、《臣轨》有柳谷散人埜子苞父宽文八章跋云：「本朝博士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何啻中华而已哉!」

　　有关研究资料有：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