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八十二卷，餘编二卷。清王念孙撰。正编在王念孙生前於嘉庆十七年（一八二二）至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陆续刊行，餘编由王氏之子王引之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整理刊行。全书有王引之刊刻本（世称家刻本）、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金陵书局刊本、一九八五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据家刻本影印本。

　　王念孙事迹见“广雅疏证”条。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校读史部、子部以及集部若干古籍所作的札记，内容以校勘为主，对於训詁学问题亦颇有涉及。正编包括：《逸周书杂志》四卷、《战国策杂志》三卷、《史记杂志》六卷、《汉书杂志》十六卷、《管子杂志》十二卷、《晏子春秋杂志》二卷、《墨子杂志》六卷、《荀子杂志》八卷（补遗一卷）、《淮南子杂志》二十二卷（补遗一卷）、《汉隶拾遗》一卷。餘编分上、下两卷、包括校读《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以上为上卷）、《楚辞》、《文选》（以上为下卷）札记共二百六十餘条。

　　此书集中反映了王念孙的校勘学理论、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王氏校勘不以罗列各本异同为限，而重在义理之推断，是校勘学上“理校”一派之代表。王氏推理校勘所利用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从分析古人运用语言的规律入手发现问题，并结合博稽各种版本及诸书传注引文，作出判断。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允常之时，与吴王闔庐战而相怨伐。”王氏指出：“怨伐二字义不相属，诸书亦无以怨伐连文者。”又根据《文选·鹏乌赋》李善注引《勾践世家》无“伐”字，断定“伐”字是衍文。又如《史记·外戚世家》：“视其身貌形状。”王氏指出：“古书无以身貌二字连文者。”再根据《艺文类聚》人部、《初学记》中宫部、《太平御览》皇亲部、人事部等引文皆作“体貌”断定“身”当作“体”，并且分析了致讹的原因。

　　二、充分利用古音学的知识。王念孙於古音研究用力甚勤，造诣很深，故能熟练运用古音学成果校勘古籍。如《韩非子·主道》：“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王氏指出：“去旧去智”当作“去智去旧”。这四句中，“慈”与“素”押韵，“旧”与“备”押韵。“旧”字古音在之部，后来语音变化，“旧”读为巨教切，与“备”字不协，所以后人改为“去旧去智”。“不知古音‘智’属支部，‘备’属之部，两部絶不相通，自唐以后始溷为一类”。

　　三、运用丰富的文字学知识。王念孙在校勘上不但利用《说文》的小篆，而且上溯鐘鼎文字，下及汉隶、草书、俗体，其识见高出当时一般学者，其成果也就更加突出。如《管子·小匡》：“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王念孙指出，“肉”当是“”之讹字。此字隶书形与“肉”相似，故误作“肉”。《说文》；“，贫病也。”

　　四、运用训詁学知识。如《管子·乘马》：“藪镰缠得入焉。”王氏指出，“缠字当从宋本作缠。”纆，一种绳索的名称。镰经都是入藪採薪的工具，故镰纆连用。“缠”是缠绕的意思，不得与镰并称。“世人多见缠，少见纆，故诸书多作缠。”

　　五、综合运用古代文化知识。如《墨子·耕柱》：“鼎成三足而方”，《艺文类聚·杂器物部》、《广川书跋》、《玉海》引《墨子》皆作“四足”。王念孙根据《博古图》所载商周之鼎有四足者，断定当作“四足”。

　　以上五种方法，解决了许多仅仅依靠版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作者在《读书杂志》里指出的一些见解被后来的考古或版本的新发现所证实，如《史记·陆贾列传》“继五帝三皇之业”，王念孙谓“三皇”当从《汉书》、《汉记》、《说苑·奉使》等作“三王”，“汉承周秦之后，故云‘继五帝三王之业’，若作“三皇’则非其指矣”。日本高山寺藏六朝抄本《史记·酈生陆贾列传》正作“继五帝三王之业”。又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王念孙谓“触”二字当作“触龙言”三字，盖误合“龙言”二字而成为“”字，又“揖”字当作“胥”。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触”正作“触龙言”，“揖”正作“胥”。

　　王念孙在校读大量古籍的基础上，又总结出典籍讹误的种种原因，并在《读淮南子杂志书》一文（附《淮南子杂志》后）中归纳总结为六十四种之多。其条分缕析，极为细緻。虽分类未必尽当，但对於今天发展校勘学和整理古籍都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