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训詁学史》，近人胡朴安著。成书於一九三七年，有一九三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一九八三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和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胡朴安（一八七八——一九四七），原名有忭，学名韞玉，字仲民，又字颂民，号朴安。安徽涇县人。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幼攻经史，精文字训詁之学。清末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又为“南社”成员，任“南社”及《国粹学报》编辑。民国成立后，先后供职於上海《民立报》、《太平洋报》、《中华日报》和《民国日报》，并任中国公学、復旦公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正风文学院教务长、新中国学院文学院长、上海女子大学教授等职。一九三九年四月，因脑溢血半身不遂，乃居家著述。抗战胜利后，任復刊后的《民国日报》社社长及上海通志馆馆长。一九四七年七月因肝癌病逝。所著有《周易古史观》、《儒道墨学说》、《中庸新解》、《庄子章义》、《墨子解詁》、《荀子学说》、《离骚补释》、《唐代文学》（与其弟胡怀琛合著）、《校讎学》、《俗语典》（与胡怀琛等合编）、《六书学》、《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詁学史》、《涇县方言考》、《中华全国风俗志》等，另撰有《朴学斋丛刊》、《朴学斋算书四种》，辑有《朴学斋丛书》等。生平史料见《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臺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

　　一九三七年二月，胡氏所撰《中国文字学史》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又应约为该丛书第二辑撰写《中国训詁学史》，乃将其在持志大学讲授训詁学的讲稿加以整理写成此书。

　　全书除“绪言”外，共六章：第一章，《尔雅》派之训詁；第二章，传注派之训詁；第三章，《释名》派之训詁；第四章，《方言》派之训詁；第五章，清代训詁学之方法；第六章，今后训詁学之趋势。胡氏分期“不以时代分，而从性质分”，这样，虽无从明白训詁学变迁之迹，但全书以《尔雅》、《释名》、《方言》等训詁学专书及传注派训詁为主线，来贯串“多於文字学史数倍而未已”的训詁学史的材料，仍是十分恰当的。

　　作者在“绪言”中指出，东汉学者不仅兼习众经，且兼习今古文及讳书，所习既多，异同愈出，既遇异文异字，又有不同师说，加以简册错乱，要据此考彼，据彼证此，则不能不有合理的方法，这样就產生了训詁学。而在东汉以前的今文家时代，治学者皆师弟口耳授受，且又墨守一家之说，故“虽有训詁而无需乎训詁”。因此，所谓“训”，应是指“能分析其内容，形容其状况，顺其意而说之”，所谓“詁”，应是指“不仅作今古方俗言语之解释，必疏通经义，使人知旨趣之所在也”。

　　全书一、二、三、四章为重点，而一、二章着力尤多。对重要的训詁学专书及训詁学史料，胡氏都先考证作者及著述年代，然后详细介绍此书内容及条例，再指出其在训詁学上之价值，最后对各书的续广本、校注本作介绍评说。按照这一体例来编写的有第一章的《尔雅》、《小尔雅》、《广雅》，第二章的毛传、郑笺，第三章的《释名》，第四章的《方言》。相比之下，第三章只述《释名》、第四章只述《方言》，其续广校注本数量亦很有限，远不能与“《尔雅》派”、“传注派”等蔚成一派的眾多专书、史料相提并论。另外，第二章还对《埤雅》、《埤雅物异记言》、《尔雅翼》、《駢雅》等十五本《尔雅》派之专书，及王念孙《释大》等释一名一物而类於“雅学”之短篇小记、第三章还对《经典释文》、十三经注疏中唐人的义疏、宋代理学家的训詁、《经籍籑詁》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评说。

　　第五章“清代训詁学之方法”，指出清代学者以文字通假、训詁异同、声韵流变、虚词辨别、章句离析、名物考证、义理推求等七种方法来说明声音训詁名物之变迁，推求古书义理之所在。有分析、有比较、有综合，条理清楚，观点鲜明。

　　第六章“今后训詁学之趋势”，简要地介绍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考证法”，以及广取书证、用统计方法来探究词义、辨别古籍真偽的“推测法”。

　　作者对非亲自所见之书或已散失之书，均寧闕勿论。如“《广雅》以后之羣雅”节，虽列出《要雅》、《续尔雅》、《六经类雅》、《埤雅广要》、《大尔雅》等十部书名，但却不予评说。又如“陆佃之《埤雅》节”，虽指出“明有千户牛衷者，就陆氏原书二十卷，增摭羣书所载，復成二十卷，为四十卷。其书尚存”，但因“未经寓目”，故亦不论。全书搜罗丰富，甚至旁及未经刊行而有价值之书，如《埤雅物异记言》一书。

　　此外，书中多有胡氏本人研究心得。如引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及陈玉澍《尔雅释例》，论《尔雅》条例；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将《经典释文》条例归纳整理为九条；据王国维《书郭注〈方言〉后》之说，求得《方言》条例六条；而论《释名》条例，除引顾千里《〈释名〉略例》所提之十条，又谓“顾氏十例尚有漏略”，“当增八例”；至於《广雅》条例，则全为胡氏自己研究整理，共得二十二例。对所引诸书，亦多所评论，如对明代方以智《通雅》，指出其《释器》中“金石”一目，是金石之文字；《总目》之“金石”一目，是矿物。‘二者不同，同一‘金石’之标目，似乎嫌浑’。又如称清代吴玉之《别雅》，‘虽足以通经籍之异同，实则不过太仓之一粟。《四库书目提要》推为‘小学之资粮，艺林之津筏’，未免太过。’

　　《中国训詁学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

　　一、作者认为东汉始有训詁学，同时又称“训詁之方法，至清朝汉学家始能有条理有系统之发见，戴氏震开其始”。这一看法，有失偏颇。汉代已是训詁学蓬勃发展时期，而训詁学解释词语所运用的形训法、义训法、声训法，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发其端。即如胡氏引戴震所言之“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注”的训詁方法，早在宋代也已有人运用了。

　　二、汉代已有《尔雅》、《方言》、《说文》、《释名》这四种各有特点的训詁专书。《说文》虽是字书，但解释文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手，其训释或因字形构造以说义，或取书传古训而说义，或据声旁为释，或依方言之训，所以它又是一部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训詁专书。胡氏虽然明乎此，但因已撰写了《中国文字学史》，所以对《说文》、《玉篇》、《类篇》等形、音、义兼释的一大批字书隻字不提，这样便无从反映中国训詁学史的全貌。

　　三、胡氏认为训詁学史“可以经传注疏为中心”，即使《尔雅》所记，“论其范围，亦不过经传注疏之附庸”。然此书中“传注派之训詁”，距反映经传注疏实际尚远。《经典释文》虽薈萃汉魏以来训詁，但此书“不如《十三经注疏》中之训詁更为丰富也”；而《经籍籑詁》虽为“集传注派之大成”，却只集唐以前经传子史注疏及训詁书中之詮释，且有不少遗漏讹误之处，所以二书并不能代替“传注派训詁”。胡氏於“孔颖达、贾公彦之义疏”节谓“汉人之训詁，已另为一篇，记之綦详”，但全书并无专论汉人训詁之章节。至於唐以后，或经传子史注疏如朱熹《四书集注》、洪与祖《楚辞补注》及清儒诸多注疏，或训詁专书如黄生《字詁》及《义府》、王引之《经传释词》、刘淇《助字辨略》等，胡氏均未言及，颇有管中窥豹、掛一漏万之憾。

　　四、有些材料引用失当。如介绍《方言》内容，认为《方言》“原书虽略以类次，但分之未密”，於是便不引聚珍本、四部丛刊本、影宋本，而改录明代陈与郊“无甚发明”的《方言类聚》本。这样，《方言》第一卷第一条“党、晓、哲，知也”被列为第二卷《释言》第二条，致使读者大惑。又如释“读如”、“读若”，引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其实清代学者对此多有异议。钱大昕已曰：“许氏书所云‘读若’，……假其音并假其义。”而“读如”不但拟音，且指明假借。

　　研究《中国训詁学史》的著作有李建国《汉语训詁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