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上古以来的文书，故名。相传由孔子删订为百篇。秦始皇三十六年（前二一一）下禁书令，凡非博士所掌悉烧之。至两汉初书已佚。唯秦博士济南伏胜藏之於屋壁躲过秦火，后取出授徒於齐鲁间，存二十八篇。因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钞写，故名《今文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学。东汉末，欧阳氏本刻入《熹平石经》，成为官定本。相传西汉中期起，先后数次出现用汉以前古文字钞写的本子，故名《古文尚书》，亦称《逸书》。计有： 一、《史记·儒林列传》所言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多今文十餘篇；二、《汉书·艺文志》载刘向用以校三家学的「中古文」；三、《汉书·儒林传》云汉成帝时张霸所献「百两篇」本伪书；四、西汉末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壁中古文，多逸书十六篇，刘歆请立於学官，引发今古文之争；五、《汉书·景十三王传》载东汉初年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尚书》；六、《后汉书·杜林传》记杜林所得漆书古文一卷，后得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诸古文传本皆佚，今仅存篇目与少量佚文。今传《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为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賾所献，多二十五篇。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於《尚书》独採孔传本，作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并刻入《开成石经》。南宋将《孔传》和《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匯刻於《十三经注疏》中。唐人李汉已疑梅本《尚书》有伪，宋吴棫、朱熹愈疑其中有伪篇，并提出考辨。后经明梅鷟、清阎若璩、惠栋、崔述等人严加考证，断梅献《古文尚书》与《孔传》为伪书，成为学界共识。通行本主要有：明汲古阁刻本，清武英殿刻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纂图互注本等。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献，为春秋之前歷代史官所藏重要政府文件与政治论文的选编，时代上起传説中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文章按虞、夏、商、周顺序编排，文体依传统分为典、謨、训、誥、誓、命等数种。约在先秦时代已有定本，编者与编成时代已难详考。汉人认定为孔子编纂，宋以后学者疑其説，歧见至今。当代学者考定有些篇章出自战国儒家之手。今本《尚书》唯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为真，或查阅宋蔡沉《书集传》，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者，为真；「今文无、古文有」者，为伪。《今文尚书》篇目如下：

　　一、尧典。二、皋陶謨。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盘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泰誓（据《史记》所载参以他书所引《泰誓》可连属成文者而成，非伪书）。十一、牧誓。十二、洪范。十三、金滕。十四、大誥。十五、康誥。十六、酒誥。十七、梓材。十八、召誥。十九、洛誥。二十、多士。二十一、无逸。二十二、君奭。二十三、多方。二十四、立政。二十五、顾命。二十六、费誓。二十七、吕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总虞书二、夏书二、商书五、周书二十。

　　虞书二篇通过记叙尧舜德行，折射出中国原始教育的一些情况。其一，氏族首领以身作则。《尧典》记叙：「帝尧曰放勛，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皋陶謨》记皋陶与禹讨论「慎厥身，修思永……行有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二，注意以伦常安民。尧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还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释五典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三，推行生产教育。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舜命弃为农官，教民「播时百穀」（《尧典》）。其四，专门化的教育逐渐形成，并成为氏族首领的特权。舜即位后，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五，民主推举与考试结合，选拔任用人才。氏族首领和各部门主管的确定，採取先推举，再试用，任命后以考核决定升降的办法。尧选鯀治水，「试可乃已」。舜任命禹等二十二人，规定「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尧典》）以上记载掺有春秋战国儒家学者的想象、夸大和附会，但也与原始社会末期的教育状况有一定的吻合。

　　夏书中的《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人文地理糅於一书。其中假託五服制度，设计了政教行政体制：在九州土地划分和治理完成的基础上，以王城为圆心，每五百里为一个等级区域，共五个区域（五服），由近及远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在五百里绥服中，「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设立文教官员，按地区等级向人民推行文教，令民众习练武艺。并设想通过五服制度，使东到大海，西到沙漠，从北到南，四海之内都领受王的「声教」。

　　周书诸篇阐述「敬德」、「保民」思想，更多论及教育问题。其一，提出「明德慎罚」，「作新民」的德教思想。表面上仍信奉「天命」，但从夏、殷灭国认识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多士》），上天不会授命不明其德者。甚至认为：「天难諶」，「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惟人」（《君奭》）。从牧野之战商军阵前倒戈，认识到「保民」而王。保民除须重民、顺民、惠民外，尚应教民。假周公之口説：「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譸张为幻。」（《无逸》）保惠与训导结合，人民才不会互相欺骗作惑。主张「明德慎罚」（《康誥》、《多方》），「兹迪彝教」（《君奭》），像医生治病一样，让民改恶从善；像护理婴儿一样，使民得康寧。（《康誥：「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最终达到「作新民」。虽也宣称「小人难保」，并以刑杀相威胁，但开始承认人的价值和民众力量。甚至认为，「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国人」（《君奭》）。推行教育，文王美德也可遍於国人。

　　其二，提出对帝王和贵族子弟的教育问题。出於殷商王朝未保永年的教训，深感统治者继承人的教育事关王朝存亡，反覆列举前人创业艰辛，后辈败家轻易的事例，告诫帝王与贵胄敬学，贵族与大臣重教。首先，强调帝王与贵胄教育要及早施行。周书诸篇多训诫成王之语。《洛誥》説：「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熖熖，厥攸灼叙，弗其絶。」诫成王慎交友，及早防微杜渐，勿待火苗燃成大火，救也迟。《召誥》更提醒曰：「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其次，注意帝王与贵族的家庭教育。引用古谚：「牝鷄无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説明商紂疏於治家，「惟妇言是用」，以致败家亡国（《牧誓》）。周公告诫其弟封：「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康誥》）身为君长，却不能教育家人，是失职，将致杀身。再次，认为对帝王、贵胄主要进行品德和治术教育。 一是恤民。要求「无胥戕，无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属妇，合由以容。」（《梓材》）并指出，殷代中宗、高宗、祖甲几个君主，或「时旧劳於外，爰暨小人」，或就是「旧为小人」而「爰知小人之依（隐痛）」。因此就「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故能分别享国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二年。（《无逸》）二是敬业。要求「君子所其无逸」。正因为晚殷诸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教训深刻。故决不能「淫於观、於逸、於游、於田」，更不可像殷紂那样「崇饮」，而应学贤君，「治民祗惧，不敢荒寧。」（《无逸》）后辈有义务完成前辈开创的基业。

　　其三，阐述了道德教育思想。宗法制於周而完备，在道德教育中形成「孝」、「恭」观念。孝的内涵首先是奉养父母。周公誥命殷旧民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酒誥》）其次是对已故父母的尊崇，即「追孝」，既应缅怀、祭享，更须遵其德业而不悖。对兄长则须恭。周公诫其弟封説：为弟要「克恭厥兄」，否则，「不孝不友」，乃是「元恶大憝」。如果子弟不能孝、恭，父兄即可随意处置：「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康誥》）孝恭规范具有一定强制性。关於道德修养方法，提出自省原则。推崇殷代中宗、高宗、祖甲和周代文王听到小人怨駡时，表现为「皇自敬德」，更恭谨；有了过错，承认「朕之愆」。要求学会遇事自省自律，并以之作为一般准则：选、任官员，夏商是以「三有宅」、「三有俊」为标准，从政事、理民、执法三方面考察。周代进而是「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立政》），更深入考察其三方面活动中思想动机的无邪、内心活动的纯正。同样，犯小罪而不知反省，一意孤行，就该杀；犯大罪而知反省悔过，也不可杀。（《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道德修养以动机为上。关於道德修养过程，认为：「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多方》）个人修养是循着「自作」、「尔室」、「尔邑」即自身、家室、邑里的过程实现的。

　　《尚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提倡德教，成为后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有关研究著作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朱熹《尚书纲领》、蔡沉《书集传》。明梅鷟《尚书考异》始证《古文尚书》之伪，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断其为伪，惠栋《古文尚书考》、崔述《古文尚书辨伪》、丁晏《尚书餘论》完善伪辨。亦有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为伪书辩护。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採辑颇多，较为完备，有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