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注》，三十一卷。或称《说文解字段注》，简称《说文段注》或《说文注》，清段玉裁注，成书於清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版本主要有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经韵楼刊本、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学海堂刊《皇清经解》本、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湖北崇文书局刊本、一九二〇年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一九八一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本等。

　　段玉裁生平事跡见“六书音均表”条。

　　《说文》虽经徐鍇通释、徐鉉校订，但讹误尚多，加之该书多古言古义，一般人尚难释读。向来治《说文》者往往不能考其文理，通其条贯，得其要旨。作者有鉴於此，乃以数十年之精力，专治《说文》，从校勘入手，用多种宋刊本校订明末汲古阁翻刻的宋本，写成《汲古阁说文订》，以恢復大徐本之原貌。同时，为了“通古今之训詁，明声读之是非”，又精研古音，撰成《六书音均表》，订定古韵为十七部，以此来治《说文》。乾隆庚子（一七八〇）去官后，便开始注释工作。先根据《说文》的体例和《尔雅》、《玉篇》、《集韵》等的训解以及各种古书所引《说文》的字句来校订大徐本和小徐本的是非，并以羣籍所用字义来疏证解释《说文》的说解，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写成了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共五百四十卷（每部一卷）。段氏於周奏两汉之书无所不读，於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他治《说文》，根基充实，考据详博，故《说文解字读》写成，卢文弨便盛誉曰：“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於此书者，匪独为叔重氏之功臣，……而其有益於经训者功尤大也。”（《说文解字读序》）然而，段氏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致力於由博反约，进一步提炼加工，终於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写成了《说文解字注》。段氏由古音而治《说文》，则声音明；以羣籍通《说文》，则训詁明；训詁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这确非歷来只辨字形而不知以字音、字义治《说文》者可比，故王念孙誉其书曰：“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说文解字注序》）该书刊本一经问世，便风行海内，《说文》之学由此而盛。

　　《说文》原为十四篇，又《叙目》一篇，共十五篇，徐鉉校定时，将各篇分为上下，共三十卷。《说文解字注》之篇数承大徐本之旧，但因“十一篇上”注文较多，遂将该卷一分为二，故全书共三十一卷。书首有王念孙於嘉庆十三年（一八〇八）写的《说文解字注序》，末有江沅於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写的《说文解字注后叙》、陈焕於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写的《跋》以及卢文弨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写的《说文解字读序》。其后还附有陈焕编的《说文部目分韵》以及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

　　《说文解字注》是段玉裁的代表作，也是世所公认的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该书对《说文》的说解逐条进行校订、疏证，注释内容十分丰富，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阐明《说文》之体例。许慎著《说文》，虽有一定的体例，但并没有另列“凡例”以昭示后人，段氏则潜心研究，归纳出《说文》的体例，在注中详加阐述。如“一”字条“凡一之属皆从一”段注：“凡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此明《说文》分部之例。又如一部“文五，重一”段注：“此盖许所记也。每部记之，以得其凡若干字也。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此明《说文》统计字数及列字次序之例。再如“雹”字条“从一，兀声”段注：“凡言‘从某，某声’者，谓於六书为形声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此明《说文》形声字解释方式及一般说解程序之例。餘如“一”字条明古、籀、小篆之例，“天”字条明声训、转注、会意之例，“吏”字条明“亦声”之例，“旁”字条明“闕”之例，“祜”字条明“上讳”之例，“斋”字条明“省声”之例，“禋”字条、“祝”字条明二曰”之例，“”字条明“读若”之例等等。诸如此类的阐述，对读者深刻理解《说文》，无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且段氏为《说文》发凡起例，并非唯许是从，对於许慎的错误，他也勇於提出批评，如“哭”字条对《说文》“省声”的质疑便是其例，这对於读者正确对待许说很有启发作用。

　　二、校订《说文》之讹误。《说文》虽经二徐校订，但尚有讹误。段氏根据《说文》的体例以及宋代以前各书所引《说文》，对其大量讹误作了订正。如“上”字条大徐本作“：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段氏据下文“帝”、‘旁”、“示”诸字所从古文“上”作“二”而改“”为“二”。又如“足”宇条大徐本作“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段氏依《玉篇》改为“……在体下，从口止。”再如“雚”字条大徐本作“小爵也”。段氏据《太平御览》改“小爵”为“雚爵”。令人钦佩的是，段氏虽未见到甲骨文，也未见到《说文》古本，但他的许多修订却能与后来发现的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以及唐写本《说文》相合。如上部改“上”、“下”古文为“二”、“二，火部改篆文“燓”为“焚”，皆与甲骨文吻合。“亓”字条段注云：“字亦作亓。”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河南信阳长台关、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之竹简，都有“”字，与段注相符。木部“栅”字条段氏改“编树木也”为“编竖木也”，与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相合。

　　三、疏证《说文》之说解。《说文》对文字的解释极为简炼，二徐虽有案语，亦甚简略。段氏引证各种字书、传注之训解，以及古代典籍所用字义，对《说文》的解释作了较为详细的证明、疏解，以补充许说，推求许说之所本。如《说文》：“礼，履也。”段注；“见《礼记·祭义》、《周易·序卦》传。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禄，福也。”段注：“《诗》言‘福’、‘禄’多不别。《商颂》五篇，两言‘福’、三言‘禄”，大恉不殊。《释詁》、《毛诗传》皆曰：‘禄，福也。’此古义也。郑《既醉》笺始为分别之词。”由此可见，段氏的注释，对於阅读《说文》的训释、了解古代字义是大有裨益的。同时段氏在疏通《说文》说解时，并不局限於对许说之阐述，而往往能寓“作”於“述”，将自己研究语言文字所得到的成果融入注中。这种成果主要有：（一）对於同义词十分精到的辨析，如“讽”字条对“讽”、“诵”的辨析，“牙”字条对“牙”、“齿”的辨析，“肉”字条对“肌”、“肉”的辨析等。（二）对於古今字的阐述。他认为古今字的分别只在於使用时代的不同（“余”字条注）；所谓古今，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谊”字条注）。这就把着眼於时间因素而区分的古字、今字与着眼於表意功能而区分的本字、借字严格地区别开来了。（三）关於字义的古今不同。《说文》多讲本义，只能明其本字。段注则多有兼及引伸义与假借义，以明字义古今之变。如“眚”字条，许慎仅解其本意“目病生翳也”，段氏则举例说明了其引伸义“过误”、“灾眚”和假借义“减省”。（四）阐明古今用语的异同，如“堂”字条对“堂”、“殿”用法变迁的论述。（五）关於对同源词的探讨，如“力，筋也，像人筋之形”条注云：“像其条理也。人之理曰力，故木之理曰朸，地之理曰阞，水之理曰泐。”

　　四、标明各字之古韵。古韵者，唐虞三代秦汉之韵也。段氏作《六书音均表》，将古韵分为十七部，附於本书之后。他注《说文》，在每字之下都标明该字在古韵中所属的韵部。其所以这样做，不但是因为《说文》中所说的“某声”、“读若某”皆当以古韵读之，同时也是为了“俾形声相表里，因耑推究，於古形、古音、古义，可互求焉”（“一”字条注）。例如《说文》：“元，始也。从一，兀声。”徐鍇认为“兀”下不当有“声”字，改作“从一，从兀”。段氏则以古音“元”、“兀”相为平入，订正了徐氏的误说。又如《说文》：“岵，山有艸木也。”段氏由音求义，认为“岵之言瓠落也”，故毛传“山无草木曰岵”之说为长，许说之“有”当作“无”。由此可见，大、小徐本皆只注明各字在中古时的反切，不过是为了规范当时音读而已，而段氏则用古韵来求古形、古义，他的歷史观点已深入到语言研究的领域中来了。他在“禛”字条注中谓“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在“艸”字条注中谓“义存乎音”；在“像”字条注中论“於声得义”，诸如此类，都是因声求义的理论结晶，值得重视。

　　五、详考引文之出处。许慎说解文字，有时还引经据典以证其说。对於这些引文，段注往往详明其出处；对许氏之误引，也往往加以指正。如《说文》“琥”字条引《春秋传》“赐子家子双琥”，段注：“昭公卅”一年《左传》文。”《说文》“玠”字条引《周书》“称奉介圭”，段注：“《顾命》曰：‘大保承介圭。’又曰：‘宾称奉圭兼币。’盖许君偶误合二为一。”

　　六、阐发许氏的文字学理论。许慎在《说文叙》中阐述对於汉字的起源及其流变的看法，论述了他的“六书”理论，段氏在注中对许氏的说法颇多阐发。

　　《说文解字注》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其最大的毛病是改字太多。其中虽然有许多精审之处，但武断误改处也不少。例如《说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条，段注依《六书故》引唐本改作：“木下日本，从木从。”把本来应是指事的“本”改成会意，不可信。其次，多有穿凿附会以证成许说之处。例如《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卫宏说”条，段注：“卜中则可施行，故取以会意。”其实篆文“用”不从卜中，许慎、卫宏说毫无根据。此书写成之时，段氏已年过七十，精力已衰，讹谬之处，难以一一改正；而刊刻校讎之事，又属之门下，往往不能参检本书，难免有误。因此，段书刊行后，匡谬订补者屡见不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钮树玉《说文段注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徐灝《说文解字注笺》、龚自珍《说文段注札记》、徐松《说文段注札记》、桂馥《说文段注钞》等。一九八一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后附有卫瑜章的《段注说文解字斠误》，採集钮树玉、桂馥、王绍兰、冯桂芬、龚自珍、徐松等书中精确不易者，并附自己对段注的订正以及对各种订段著作中紕谬之处的纠正，便於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