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又称《说文解字义疏》，略称《说文义证》、《义证》，清桂馥著。成书年代待考。清许瀚认为此书脱稿而未校，“真桂氏未成本也”（丁艮善《说文解字义证后记》），叶德辉则认为作者“自述作书本末、命名之旨，是首尾固已完具，……固非未成之书也”（《郎园读书志》卷二）。此书卷帙浩繁，著者生前未能付梓，长期以稿本形式流传。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李璋煜获其遗稿，杨尚文出资刊人《连筠簃丛书》。有咸丰二年（一八五二）《连筠簃丛书》原刻本、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桂馥（一七三六—一八〇五），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山东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清代著名文字训詁学家。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以优行贡成均，充北京国子监教习，期满授山东长山训导。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举人，次年成进士。嘉庆元年（一七九六），詮授云南永平县知县，调署顺寧县知县，卒於官。

　　桂馥少年警敏，以古文自励。后与小学名家戴震交识，从其劝说熟读经传，专心治经。他认为“训詁不明则经不通”（《上阮学使书》），显然是受了戴震“通训詁，明义理”之说的影响。桂馥精於金石篆刻，擅书法，工汉隶，博览羣书，尤精文字训詁之学。一生以著书自娱，除《说文解字义证》外，尚有《札朴》十卷、《繆篆分韵》五卷、《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等。生平事跡见於《晚学集·桂君未谷传》、桂文灿《经学博採录》、《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等。

　　乾嘉时代，朴学大显於世，一时间治《说文》者不下数十家，有关《说文》的著作达一百多种。在这种形势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正如桂馥所云：“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义证·附说》）为了匡正此风，桂氏从“通训詁明经义”的立场出发，埋首研究《说文》之学达三十餘年，穷经博徵，终於著成《说文解字义证》一书。

　　此书的写作宗旨，在於证明许慎《説文》一书的说解，替许慎所谓的本义搜寻古籍例证。因而此书“徵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説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这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意在“令学者引神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

　　《说文义证》全书分三个部分：

　　一、卷一至卷四十八，是对《说文解字》正文部分的疏证，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体例是先以大字抄录《说文》原文，字头用篆体；然后参照古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用双行小字疏解。若所引古籍说法与《説文》不合，则在疏解前用顶格双行小字列出。又将徐鉉新附字尽行删去，而搜寻古书中引用《说文》但今本脱漏的文字及说解，附在各部首之后，并将第一字用楷体书写，以与《说文》原文的篆体字头相区别。其义疏内容，先举例证明许慎所指明的字的本义，然后广引羣书讨论许慎的说解。所引古籍可与许慎説解相发明的，或数义，或十数义，依次罗列，详为收录。凡许慎引用《诗经》、《尚书》、《左传》等书，又为之注明篇名有异文者并注明异文。同时，凡二徐本有讹误者，并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用《广韵》、《玉篇》等校正之。

　　二、卷四十九，是对许慎《说文叙》、许冲《进书表》的疏证。全用双行小字随文作注解，以申明许慎之

　　意。

　　三、卷五十。卷上为《附录》，主要蒐集古籍中有关《说文》学的师承关係的资料，说明《说文》对后代字书的影响。卷下为《附说》，主要辑录了有关《说文》的版本、校勘材料，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例如认为《说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和说解并非许慎始创，“盖总集《仓頡》、《训纂》、班氏十三章三书而成”。认为许慎“亦声”之例有“从部首得声曰亦声”，“或解说所从偏旁之义而曰亦声”两种情况等。

　　《义证》一书，是乾嘉学派的重要著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例证材料极其丰富。丰富的例证材料对於字义的阐明非常重要，唯有例证材料丰富了，字的真正含义也就清楚了。例如《说文》：“拉，摧也。”桂氏云：“摧也者，《史记索隐》引同，《一切经音义》七引作败也。馥案：本书‘摺，败也’，‘协，摺也，一曰拉也’。《玉篇》：‘拉，折也。’引《左氏传》‘拉公干而杀之。’《史记·齐世家》：‘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汉书·邹阳传》：‘范睢拉胁折齿’。索隐：‘摺音力答反，《应侯传》作“折胁摺齿”是也。’《前秦録》：‘主猛曰：臣奉陛下之神，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南中志》：‘所触，无不拉。’馥案：，獏也。”由此可见，此书与段玉裁的《说文注》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段氏述中有作，勇於论断，近乎主观，桂氏述而不作，一意臚列，近於客观。正如张之洞所说：“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於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傅於义。……夫语其得於心，则段胜矣；语其便於人，则段或未之先也。”（《说文解字义证·叙》）因此，桂氏之书实在是一本很有用的文字训詁资料书，完全可以跟段玉裁的《说文注》相媲美。

　　此书的缺点是“引据之典，时代失於限断，且泛及藻绘之词，而又未尽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旨”。（丁艮善《说文解字义证后记》）例如部“芡”下引苏辙诗：“芡叶初生縐如轂，南风吹开轮转轂”，又引《寰宇记》“汉阳军出芡仁”，从文字学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同时桂氏又墨守《说文》，凡许慎说解有误，则桂馥例证就陷於牵强。例如《说文》：“为，母猴也。”桂氏云：“母猴也者，陆机云：楚人谓之沐猴。馥谓沐、母声近。”其实，“沐”、“母”声近并不能证明“为”训母猴。

　　有关《义证》的研究著作有清王筠《说文释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等书的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