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著。成书於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有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刊本、光绪年间（一八七五——一九〇八）莲池书院重刊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成都御风楼重刊本、一九三六年上海世界书局影印本等。

　　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安邱（今山东省安邱县）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一）举人，官山西省乡寧县知县。少喜篆籀，及长涉於经史，擅《説文》之学，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著有《说文释例》、《文字蒙求》、《说文解字句读》、《说文繫传校录》、《夏小正正义》、《弟子职正音》、《正字略》、《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等书。《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有传。

　　王筠三十岁开始研究《说文》，二十多年以后，“於古人製作之意，许君著书之体，千餘年传写变乱之故，鼎臣以私意窜改之谬，犁然辨皙，具於匈中”（《自序》）。当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已经风行天下，但因体裁所拘，段氏之书不可能系统详尽地阐述《说文》的体例。王筠指出：“观其会通，则《说文》通矣；枝枝叶叶而雕之，则《说文》塞矣。宋元人好訾《说文》，今人好尊《说文》，乃訾尊虽异，病根则同，皆谓其为零星破碎之书也。”（卷一）他认识到《说文》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七拚八凑而成，因此必须从《说文》全书的体例入手，方能“明许君之奥旨”。（《说文解字句读》序）於是他“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从道光十七年三月至十一月，歷时二百多天而作成《说文释例》一书。

　　《说文释例》共二十卷，卷一至卷五，讨论“六书”的定义、体例等问题，如认为六书的次第应以象形为首，形声有亦声、省声、两借等变例；卷五至卷九，讨论文字的各种异体和孳乳形式，如或体、重文、区别字、累增字等；卷九至卷十二，讨论《说文》列字的次第、说解的形式等，如指出重迭部首为字者必在本部之末，同部之字则先近后远，先实后虚，先美后恶，许慎説解必先字义，而后字形等；卷十二至卷十四，讨论双声迭韵和《说文》一一书的脱字、讹字、衍文、改窜等问题，如认为许慎於会意字，必列於主意所在之部，后人检之不得，輒增於从意所在之部，成为重出之字；卷十五至卷二十，讨论一些未能确定的问题，以及附录偶得之见。其体例大多每卷先出论述之题，低三格作一概述，然后详论和分论，每卷之末又附补正。书前有清潘祖荫序和作者自序。

　　此书对於《说文》体例的总结和阐发是空前的，人们公认它是独辟门径，不依傍於人，称其作者为许慎之功臣，段、桂之劲敌。例如关於《说文》的部首问题，首先许慎确立部首的原则是什么？王筠指出“部首本无深义，只是有从之者，便为部首耳。……亦有无从之之字而为部首者，则必象形、指事字也”（卷一）。就是说，部首的确立，以有无部属字为标准。絶大多数部首都有一定数量的部属字，如木部有四百餘字，金部有二百餘字，而个别部首没有部属字，其中有的是象形字，如“能、燕”，有的是指事字，如“三、才”。其次，部首的次序。徐鍇认为五百四十部都是以义相连，段玉裁则认为部首以形之相近为次，王筠指出：“许君自叙日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此谓部首之大纲，以义为次也。又曰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此谓部首之细目不能据义者，以形相系而济其穷也。”（卷一）《说文》“旻、目、、眉”部首相次，意义都跟眼睛有关；“尸、尺、尾、履”部首相次，则是字形都跟“尸”有关；即使五百四十部始二”终“亥”，也跟阴阳五行之义有关。可见王说较为全面、正确。再次，部属字的归部原则。王筠指出：“许君之列文也，形声字必隶所从之形，以义为主也；会意字虽两从，而意必有主从，则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卷九）形声字当然入意符之部；会意字有两个意符，当入主要意符之部，如“秉”，从又持禾，入又部不入禾部，“间”，从门从月，入门部不入月部。王氏关於《说文》体例的阐发，对於《说文》一书的校勘、订补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他指出，《说文》“箭，矢也”当作“箭，矢竹也”。因为部属字的次序是“实相近者相尔（邇”也”（卷九），今竹部前六字皆竹名，“笋”以下九字为竹身之物，如竹皮、竹簑、竹节，而竹製器物当在部末，“箭”在前六字，当是竹名，“筱下云“箭属，小竹也”亦可证。又如他指出，《说文》“日”下云“从口一，象形”，“从口一”三字为衍文，因为说从某某，当是会意，与象形矛盾。在王氏之后，有江沅的《说文释例》（一八五一）、张行孚的《说文发疑》（一八八三）、陈瑑的《说文举例》（一八八七）、张度的《说文补例》（一八九六）、陈衍的《说文举例》（一九一九）等许多阐释《説文》体例的著作出现，这不能不归结为王筠的首创之功。

　　《说文释例》一书的可贵不仅在於阐发许书的体例，而且在於努力探讨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规律。此书不限於孤立的单字研究，而且能够把形体上有关的字联係起来，分析它们孳乳繁衍的规律，从而提出了“文饰”、“籀文好重迭”、“分别文”、“累增字”等现象和概念。例如作者指出：二、二、三之古文弌、弍、式，弌从弋声尚合，二、三亦相沿从之，盖嫌笔画太少，加此饰观耳，已与后世防作偽者近矣。”又指出“竖的籀文为“”，是“因便加几，取繁縟耳”。这些论断，对於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古文字字形的增饰，都有重要意义。又如作者提出：“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卷八）王氏的这一理论，揭示了汉字孳乳变易的规律，为文字学上的重大发明。同时，王氏又能大量引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来订正《说文》，阐明汉字演化规律。例如《说文》“车”的籀文作“”，王氏指出，《积古斋》吴彝作，左两田为两轮，右两横卧的人字为两马，可见今本乃传写之讹。（卷五）又如他说：“《积古斋》颂鼎、颂壶、颂敦皆日‘王各大室即立’是‘位’字；又曰‘颂入门立中廷”是‘立”字，一器而两义皆见焉。盖古人不行谓之立，因而所立之处亦谓之立，以动字为静字也。后乃读于备切以别其音，遂加入旁以别其形耳。”（卷八）“立”与“位”本为一字，后代一分为二。王筠利用古文字资料的研究方法，比起以许书证许书的方法更为科学，对於后人是深有启发的。

　　《说文释例》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是：一、关於六书的分类繁琐芜杂。汉字造字在前，六书理论產生在后，用六书来解释汉字的构造，多有不通。对此作者不考虑改变六书之说，相反想方设法，曲为之解，致使正例、变例极为繁琐芜杂，几令人无法卒读。二、寻求许书的体例有失穿凿。许慎作书，有本无深意者，王氏刻意求之，不免穿凿附会。例如他说：“凡言‘读与某同’者，言其音同也；凡言‘读若某同’者，当是‘读若某’句绝，“同’字自为一句，即是一字分隶两部也。”（卷十一）事实上，王氏的这一说法在许书中例外太多，并不能成立。三、过信体例，臆改原文。许书虽有体例，但贯彻并不严格，要以不妨碍内容之阐述。王氏则往往臆改原文，以迁就体例。例如他认为不成字就不会出现在许慎的说解中，而以为《说文》“番”字下“田象其掌”一句为后人所增，因为“田非字”；“单”字下“从叩”，“”也是后人误增，因为“早既非字，安得言从”？（卷十一）但是许慎说解中的非字现象颇多，修改过频，恐非许氏原貌。此外，作者关於某些文字、金文的詮释有误，某些字音的判断也不确，这些都是读者应该注意的。

　　有关此书的研究著作有：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