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字原》，一卷，元周伯琦编注·成书於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有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太监宋晋刊本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序十竹斋刊本、一九一七罗振玉《吉石盦丛书》影印微波榭影钞元刊本、一九八六年臺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伯琦（一二九八——一三六九），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人。自幼随父亲游於京师，入国学，为上舍生，成绩优秀。泰定二年（一三二五）荫授南海县主簿，累迁翰林修撰。至正兀年（一三四一）擢宣文阁授经郎，除崇文监丞，又以近臣而特命僉广东廉访司事。十二年（一三五二）除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二十四年（一三六四）以南臺御史致仕，归鄱阳。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卒。伯琦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著有《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近光集》三卷、《扈从集》一卷等。事跡可参《元史》卷一百八十七、《七修类稿》卷三十七、《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二，以及《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一之《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铭》。

　　《说文字原》是一本订注《说文解字》部首以明造字本原的著作。《说文解字叙》云：“仓頡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种文字“孳乳”之说对后世影响很深。由於过去所能见到的较古的文字系统，只有《说文解字》所存的篆文，而《说文解字》又将所收录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为五百四十部，每部立一字为部首，以统率部内之字，因此，学者多以为这五百四十字就是文字製作之源，其餘的八千八百十三字都不过是从这个部首孳生而成的。这样，学者们纷纷注意研究《説文》的部首。从唐代开始，还出现了单行抄録和研究《说文》部首的专书，如唐贞元五年（七八九）李腾篆《説文字原》一卷、后蜀林罕编《字源偏旁小说》三卷、宋代僧人梦英有《偏旁字源》，至清代有蒋和的《说文字原集注》等。周伯琦编注《说文字原》，也是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在序言中说：“盖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八百一十又三繫於各部者，胥此焉出。……先君汝南公研精书学餘四十年，尝谓许氏之书，虽经李阳冰、徐鉉、鍇辈训释，犹恨牵於师传，不能正其错简，强为凿说，紊然无叙，遂使学者昧於本原，六书之义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以垂世。伯琦……缅惟画卦造书之义，参以歷代诸家之说，质以家庭所闻，未敢釐其全书，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叙；撰述赞语，以著其说；復者删之，闕者补之；点画音训之讹者正之；字繫於文犹子之随母也，分为十又二章，以应十又二月之象；疏六书於下。於是许氏之学渐有可考，不待繙其全书而思过半矣。名之曰《说文字原》，留之家塾，以授蒙士，或小学之一助云。”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编注《说文字原》的缘由，以及该书的体例、内容和作用等。

　　此书卷首刊有宇文公谅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的叙、周伯琦至正九年（一三四九）的叙和《说文字原目录》。微波榭影钞元刊本在正篇之前还刊有周伯琦的《叙赞》、在卷末还有吴当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所写的《后叙》，其他本子则把这些内容删去了·

　　此书对《说文》部首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删《说文》原有的部首。与《説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相较，该书增入了“廿”、“亍”、“目”、“母”等十八部，删去了“蓐””、“辛”、“皕”、“鼓”等十八部。

　　二、改动《说文》部首的笔划。如改“五“为“×”、改“危”为“”、改“画”为“画”、改“裘”为“求”、改“秃”为“”等等。

　　三、改变《说文》部首的原有次序，并分为十二章。《说文》的五百四十个部首，据许慎的说法，其次序的安排是遵循“据形系联”的原则，但后代的字书，大多改变了它的次第，即使承用《说文》部首次第的《说文繫传》，其中专论《说文》部首排列之由的《部叙》一篇，也对其次序稍有改变。伯琦秉承家学，以为大、小徐仍“牵於师传，不能正其错，强为凿说，紊然无叙”，所以他重新定其次序，自“一、二、三、—、上、四”等开始，至“子、、巳、孨、申、亥”结束，虽也是始“一”终“亥”，而且也遵循据形系联、以类相从的原则以明辗转孳生之义，但与《説文》部首的次序已不大相同了。另外，伯琦又根据其形义把这五百四十个文字分为十二章，这样，其类别就更清楚了。

　　四、根据六书原则对五百四十个文字的形、义作了解说，并用反切注明每个文字的音读。在解释之前，还先注明该字的楷体，有时还辨明该字俗书之误，或隶化后的字形或孳生之字。如：

　　支，人之手足一体也。手足具曰四支，人身为干，手足为支，竹木之支同。象形。章移切。别作“肢”、“枝”，并非。

　　亍，步止也，反彳为亍，转注。厨玉切。彳亍，小步之状，俗作躑躅，非。

　　此书对《说文》部首的改动以及对本书各个文字的解说，或本《说文》，或出於己见，或取他人之说，颇有误从、臆说之处。如他增加“爿”部，乃取李阳冰之説。而李氏之说，徐钻在《说文繫传》卷十一“牀”字注中早就驳斥过了，现伯琦从阳冰之说而增立爿部，实不足取。胡重曾批评此书说：“爿外加，中杂亡，又指酉为酒而别出部，以岂为鼓而併删鼓岂二部，此以意妄改而不足信也。”（《说文字原韵表引》）至於该书的解释也是如此，如解“支”为“人之手足’体……象形”，这与《说文》解为‘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相比，显然逊色多了。但该书也并非没有精到之处，如巴“三”解为“画如其数”，比《说文》解为“天、地、人之道也”显然正确。而部首以“一、二、三”相次，也比《说文》以“”、、示、三”相次为优。《四库全书提要》说该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妨，不及张有《復古编》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这样的评介是较为公允的。

　　该书於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刻成，曾名重一时，流传颇广。清代蒋和撰集《说文字原集注》，对该书曾多加採摭与辨正。